西方社会主流观念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漏洞百出，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西方民主制度虽有缺陷，但历史证明它从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治理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国家最终都会选择西方民主制或者类似体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治理体制具有很大的优势，现实已证实并仍将继续证实这一点。而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却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西方衰落的过程中，这些挑战可能会日益加剧。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假设中国在政治上是脆弱的，而西方是健康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多重现代性的崛起：

　　治理的问题

　　现代世界终将是多元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走向现代化，这一观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式现代化的持久性就开始遭到质疑。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西式现代化也越来越处于守势。目前，最坚固的观念堡垒仍存在于政治层面，即信仰西式民主具有普世性，政府构成应该采取单一的西方模式。这一观点在西方的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中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并且超越政治派别。西式民主本质上被定义为普选制和多党制，被视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形式。这种思维仍然信者广众，并根深蒂固。西式民主的观念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流行开来，尽管流行之后的版本常常带有显著的本土文化特征。

　　需要进一步指出两点。首先，西式民主这一被最广泛认同的观点，对西方世界来说其实也是新鲜事物，它只是在二战后才生根发芽。在此之前，治理的图景是非常多样化的。其实，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就是享有普选制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其次，西式民主唯一合法性这种观点表明，在信奉者眼中其他形式的治理均不具有合法性。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当代中国。很显然，这一观点也并不正确。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传统智慧在治理上的局限性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对于中国政府的特质及其政权稳定原因的探究都表现得力有不逮，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世界自身存在和仍将面对的治理问题。

　　西方民主的未来

　　在主导世界两个世纪之后，西方要如何适应这个它不再能完全主导的世界？西方的主导地位曾经令欧洲和北美一度享有特权，能够决定全球化的基本规则以及工业产品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交易比率。这直接导致了殖民时代和殖民地国家大宗商品的长期价格低迷，直到20世纪晚期。21世纪初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需求的不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这极大地增强了生产国的议价能力，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迫使西方国家为所需商品支付更多。这一权力平衡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西方国家的议价地位日渐削弱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状态未来还会持续。虽然这一问题相对较少受到关注，但全世界都已见识到西方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危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表达——可能是新的全球时代将要来临的一种预兆。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久远，当前大多数欧洲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仍然小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前景也依然黯淡，特别是南欧情况更加严重）。

　　由于金融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或者停滞不前或者低于危机之前。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民众的实际工资几十年来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实际上在缩减。危机的长期性表明它有着深刻的内在结构性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以商品价格上涨为标志，制造业从西向东转移，西方经济体中的国家负债累累，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国家良好的信用条件都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已经促使一些国家（最知名的当属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以各种方式质疑西方社会所熟知的政体模式和政治学假设。这种经济危机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政策、偏好、哲学和利益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根植于统治精英的治理能力、态度和意识形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这些经济压力下显示出政治现实的应激变化（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南欧），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最后，一个政治系统所获得的支持来源于其能够满足民众需求和愿望的功能。如果民主制在长时间内不能做到满足民众这一点，那么，其原则和理念就会像所有其他系统一样遭到质疑，并且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在美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分歧和随之而来的极化政治，正在影响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事实上，在面对1945年来国家所面临的所有挑战中，美国政府头一次这样显得力所不能及。诚然，它自诩拥有令大部分国家艳羡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不能完成政府的基本功能，即治理、凝聚、领导社会的功能，那它的代表性意义就会消减。

　　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正在遭受失落的困扰，经济压力以及国家不再能主导世界的现实使他们疑惑重重：当前的政治体系将何以为继?他们将不得不与一个政治体系迥异于他们，并且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国共存，这将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挑战？长久以来，我们西方将享有历史性的特权地位视为理所应当，认为这一点应当亘古不变，而拒绝将其视为某一历史阶段的特定情况。在这个西方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西方的民主制度、治理机制和政治精英们注定要在声望上遭受重创了。事实上，我们曾经很享受与世界的所有权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我们的世界，全球机构是我们的作品，通用语言是英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是美元，之前是英镑——这个事实一直都是全球声望、钦佩和尊重的来源，也是获得国内支持、国民倍感骄傲的原因和理由，把这些都拿走之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会有种衣不蔽体的感受。

　　我想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正在衰落的大国会发生什么？新兴大国在享受日益增长的权力、威望，他们的政治精英也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威。其国家的凝聚力必然会增加。或者，换句话说，新兴大国的向心力通常是在增强的；而衰落中的大国则正好相反，对政府机构的尊重在下降，政治精英在失去信誉，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因此，社会离心力在增加，随着分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让整个国家保持团结变得越来越难。这种现象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1800—1949年期间的中国，1970—1991年间的苏联，从1945年到现在的英国。今天，除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岛屿，英国已经只剩下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苏格兰在2014年9月份没有投票赞成独立，但很可能在几十年之后会这么做。

　　这个分裂的过程是只针对英国还是属于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发生在其他大国衰落过程中的惯有情况？如果是后者，美国可能会发生什么？

　　新型民主的扩张与

　　西式民主的衰落

　　中国有着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如果它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时，将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西方——西式自由民主的老本营——正在经历相对的经济衰退。据一项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和欧洲加起来只有28%。彼时，西方的政治影响力注定要下降。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一些受西方影响的民主国家，最典型的是印度，也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和其他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拥有西式民主的关键特征（普选和多党制）的同时，也拥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比如说，常常被归类为西式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儒家政治体系的典型特征。它更应当被视作一种混合政体，一种融合普选制、多党制的、拥有高度权力的官僚体系和事实上的一党制的政体，叫它儒式民主可能更妥当。另外，还有许多国家的西式民主色彩也较淡，并且融入了明显的威权主义，俄罗斯、乌克兰等都是鲜明的例子。

　　全球权力的重组暗示着未来有两个趋势。其一，随着西方重要性的衰减，西式民主的分量和影响力都会下降。其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形式将在各种各样的状态中兴起，但它们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混合特征。它们会具有更多本土特征，会更为注重自己的而非西方的传统和价值观。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像责任、代表和透明度这样的概念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它们也为其他文明所分享。换句话说，民主在形式上将更加多元化，接受越来越广泛的文明的影响。西式民主将成为多样性选择中的一样，而非主导的模式，不再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

　　显而易见，对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形式从未合宜过。中东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边界线是由它们的欧洲前殖民者划定的，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动机是肆意掠夺土地，而不是为一个成功、独立的政体打好基础。这些国家常常包含着多个有分歧的民族，这使得创建一个能够良好运作的政治体系、达成有效治理变得尤为复杂。在极端的案例中，他们被描述为“失败国家”。事实上，失败的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因为现存的国家形式在那样的情境中是无法健康发展的。进一步说，西式民主对存在民族分歧的社会来说，并非好的治理形式。这些社会要想有效运转，先要能够达成广泛的共识。

　　西方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态度

　　时至今日，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为西式自由制度提供一种可替代的治理形式。但西方人对他们的民主价值观的自负，已经令他们不会去考虑有什么替代的可能性，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尤其如此。因此，这种观点也被忽视。此外，有很多人至今仍坚信，如果中国一直缺乏此类民主属性，它的经济改革迟早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如今对于这种观点确信的程度也在不断减弱，原因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政治、金融和商业精英们的自信，当然，中国的崛起则是另一个原因。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估计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8年赶上美国，大约20年后将两倍于美国。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塑造全球化的形态和本质的过程中发挥了比美国更大的影响力。西方迟早将被迫去面对本真的中国，而非西方一厢情愿的喜欢或想要的中国。下一个十年，世界将目睹西方不情不愿地接受这个事实。西方将默默接受，中国的不同不是一个短暂的权宜过渡，而是全球图景中一个长期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受到越来越认真的对待，因为它为西方自由制度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方案。

　　中国的治理

　　要理解中国的治理，先要理解其特质。尽管西方的传统认为民主或多或少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事实上它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中国的治理具有极大的合法性，可以说比起任何西方国家都只多不少。中国合法性的根源在于中华文明的观念。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至少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译者注）。中国是什么和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非由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验所决定，而是由其文明史所塑造。其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巨大的人口规模、文化多样性和汉民族的中心性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特性。

　　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聚合在一起两千年，可想而知有多么困难：威胁统一的离心力一直在中国社会的深处暗流涌动。对于中国人而言，国家统一是至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因为它意味着秩序和稳定。政府承担着维护统一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迄今为止，这仍是其首要的责任，这也使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中国，政府是最重要的机构，它与家庭一道被中国人视为中华文明的特有体现。实际上，两者相互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延伸。

　　家庭是理解中国人眼中的国家的关键概念。在孔子看来，“家”就是缩小了的“国”，“国”就是扩大了的“家”，君主的角色与父亲的角色相似。西方是从功利主义和工具术语的视角来审视国家概念的，而这与中国语境中“国”与“家”相仿的概念截然不同。中国人把“国”看做是“家”的首领，这个“家”就是整个中国。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也就解释了在中国传统中，西式民主相对缺失的原因。事实上，孔子认为国家应当免于受到民众压力的影响，要依靠伦理而非大众需求进行统治。他指出，应当基于精英统治的原则，选拔社会的优秀人才来管理国家。在中国，官员的选拔考试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尽管西方崇信民主的理念，而中国人却笃信精英原则。直至今天，这一观念依旧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赋予考试巨大的重要性，举国上下争抢进入名牌大学。通过公开考试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迄今仍是最受追捧的就业方式。这不足为奇，因为政府是一个有足够魅力吸引杰出人才的机构。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实现国家经济变革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也对此进行了印证。作为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视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执政党。

　　然而，中国的政府不是一个静止或者惰性十足的机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政府持续进行了改革和重组，而这一举动显然也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只关注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专业化运作水平在日渐提升，党员干部的表现目前受到一套复杂考核机制的评价，官员的选拔必经严密冗长的程序，具体负责此类事务的组织部门还在不断引入新的机制。如果中共党内高级官员想要荣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他们都必须在党的部门、政府机构或国企等单位的工作岗位上经历长期的锻炼。习近平曾先后担任过两个省市的书记，担任过另外一个省的省长，还具备一系列在基层任职的经历。西方的情况则与之有天壤之别，绝大多数通过选举上台的领导人的基层经历几乎一片空白。

　　中国治理的优势

　　迄今为止，中国治理的潜在优势仍未引起西方国家的足够重视。相反，我们不应该再固守成见地总是盯着它的不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读懂中国治理，去称赞它的优势：高效率的政府；着眼长远的能力和具备战略视野的发展观；坚定的执行力；敢于试验的意愿和基于实践基础上制定的可行的政策选择；修建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相对意义上的自主决策，而不会像美国那样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

　　相比之下，回头看看西式民主的弱点：出于竞争选票的需要，议程排序会屈从于短期的诉求和压力，而非长远的需求；无法从战略视角进行政策设计，只能做出策略选择，这一点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方面得到验证；倾向于守旧和维持现状，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文化相对缺失；借助选举上台的领导人缺少必备的经验和历练，结果往往弱化了政府的能力；无法吸引才华横溢、天赋出众的人进入公共机构，因为这些职位的社会地位不高，薪酬待遇也比私营部门微薄。

　　我们必须弄清中国崛起将给西方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上升势头，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届时，中国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西方国家的样板。我们向中国学习什么将会成为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答的过程已悄然浮现。还有一个例子也让西方国家向中国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就是上海在经合组织实施的面向15岁学生的全球教育治理测评中名列前茅。在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借鉴了中国招录文职官员的模式，尤其是它的考试体系，借此来改革本国已有的文官系统。两百年后，这一故事将更广泛地在西方国家重演。只不过，这回不是在中国衰落的时刻，而是在它上升的时刻。总之，在中国崛起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可能会朝着将精英制与民主制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

　　那么，中国会怎样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它在朝混合制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反映并以中国的传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借鉴其他国家，包含西方国家和诸如日本、新加坡之类的东亚国家民主实践中的可取之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国的直选可能会从目前的村一级拓展到更高的层级。

　　我想凭中国治理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来推导结论。中国的人口总数是欧洲的两倍，是美国的四倍，约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换句话说，它不能仅仅称为一个国家，而应是一个大洲或者是次全球地区。迄今，民主限定只适用于民族国家。在跨国的范围内，尚无能够成功实行民主制度的先例，欧盟遭遇的困境可以说是个反面的例子。外界一向喜欢将中国与印度对比，然而印度为中国提供的清晰参照是：该国具备存活了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可是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它的表现却让人失望，甚至在某些方面堪称失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拥有辽阔国土和巨量人口的情况下实施了有效治理的经验，让人倍感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在欧盟深陷危机的时刻，无论是就现在而言，还是从过去的两千多年来说，中国的范例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指导性，即使它无法向欧洲提供简单的答案。（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翻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