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6日至3月8日，ISIS相继在伊拉克尼尼微省摩苏尔、尼姆鲁德和豪尔萨巴德大肆毁坏珍贵的亚述文化遗址、遗迹，引发一片震惊、愤怒和惋惜之声。

　　亚述在公元前10-7世纪时曾经是两河流域的“超级大国”，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即由亚述军队炮制，亚述武士攻破城池烧杀掳掠的画面因被当作“丰功伟绩”刻在石头上，至今仍历历在目。但亚述的武功毕竟已“人间蒸发”两千多年，不可能对现实中在同一地区猖獗的ISIS构成任何威胁和挑战，他们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上演“敌在亚述城”的既滑稽、又让人实在笑不出声的一幕？

　　原教旨组织的“文物毁灭史”由来已久

　　回顾一下这类原教旨组织的“文物毁灭史”，我们会发现，这种行为是由来已久、一脉相承且遍地开花的。

　　当代社会最早引发轰动的原教旨组织毁灭文物行为，是2001年3月阿富汗塔利班悍然炸毁巴米扬大佛的行径，而塔利班其实自1996年起就开始破坏这座佛像，并毁坏了控制区内其他中小佛像；在索马里，原教旨恐怖集团“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b）在索马里南部针对当地苏菲派部落发动所谓“坟墓圣战”，摧毁了大批苏菲派祖先的陵墓；在马里，和“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原教旨极端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在2012-2013年短暂控制马里北方文化名城廷巴克图等地时，采取了毁灭古迹、发掘古代陵墓等行径。在这些极端组织被驱逐后，当地文物部门盘点发现，廷巴克图古城中16座著名古墓被破坏了11座，号称“不倒清真寺”和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文化中心的津加里贝尔清真寺，著名的泥墙也面目全非，许多珍贵的古代手卷、文物被毁坏。

　　那么这些文物、遗迹，和原教旨极端分子间究竟有什么冤什么仇？

　　首先，原教旨派系主张对“圣训”一板一眼、不打折地执行，按照“圣训”，所有的偶像都是“信仰之敌”，会将人“引入歧途”，而厚葬、保留醒目陵墓则同样是“变相树立偶像”的行径，这种原教旨思想一旦和武力、权力相结合，就会形成针对人物、动物造型艺术品和古代陵寝等的野蛮摧残力。

　　其次，原教旨极端分子对时代早于本宗教或“圣训”诞生的文化、文明遗迹有本能的仇视感，巴米扬大佛的诞生早于伊斯兰教诞生200年左右，亚述文化则更古老，这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心不安、恐惧的表现。这种偏执、极端的情绪很容易扩大化，如马里廷巴克图文明的昌盛期和伊斯兰文化昌盛期同步，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骄傲，却终究也难逃厄运。

　　第三，原教旨极端分子内部也派系林立，鱼龙混杂，希望借这种非常手段立威，以期收到震慑内部、巩固统治的作用。ISIS和塔利班的行为，很大程度是为了迎合内部更极端的核心党徒，而AQIM和索马里青年党在马里、索马里的做法，则是希望借此震慑“土著”盟友——马里北部图阿雷格族“阿扎瓦德”分离主义部落，和索马里南部的苏菲派。

　　将文物视作敌人是对文明和历史开战

　　这种将文物遗址视作敌人的行径无疑是对文明和历史开战，所暴露出来的除了偏执、疯狂和暴虐，还有怯懦、虚弱和不自信，其初衷是巩固统治、震慑盟友，起到的却永远是集聚仇恨和为渊驱鱼的反作用。

　　索马里和马里的极端组织“刨坟掘墓”的结果，都是让原本视他们为盟友的“土著”幡然悔悟，转而导向昔日的敌人，并随即导致索马里青年党和AQIM的溃败，塔利班也在炸毁大佛后从被国际社会无奈默认的“准国家”，沦落为被彻底孤立并最终颠覆的孤家寡人。如今ISIS的疯狂行径已遭到各方愤怒抨击，其中甚至包括某些曾经疯狂过的原教旨极端组织。

　　ISIS“敌在亚述城”的倒行逆施远不是第一例，恐也绝不是最后一例，人们如今应该做的，是早日将这样的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变成一段历史、一个文物和遗址，并在这个遗址上立一座碑，刻上两行醒目的、不可磨灭的文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再让这段历史重演。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