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5日发表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撰写的题为《统计不应成为政治的奴婢》的文章。文章说，当他呼吁英国公众投票选他当首相时，反对党领导人提议收集新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国情。“福祉无法用金钱衡量，也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他说。他补充说，“我们衡量各种各样的事物，但唯一没有衡量的是那最重要的东西。”

　　 上述段落的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只有一个细节例外：第一个引语是2006年戴维 卡梅伦所说，当时他是反对党领袖。第二个是现任反对党领导人埃德 米利班德几个星期前所讲。两人看起来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人们最熟悉的经济衡量标尺国民生产总值(GDP)已经不合用。卡梅伦要收集关于福祉或幸福的数据；米利班德想要一个“生活成本”指数。没有多少理性的人反对收集及时、权威的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但米利班德和卡梅伦两人做到了不容易的事，那就是表现得既犬儒又幼稚。

　　 这两种情况下的犬儒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尼古拉 萨科齐还是法国总统的时候那样，他委托出炉了一些另类的经济衡量指标，而这些指标恰好展现法国的长处。作为以崇尚自由市场和低税收出名的保守党的领导人，卡梅伦希望软化自己的形象，暗示一种更包容更关爱的视角。米利班德正试图取代一个成功推动英国GDP突然出现起色的政府，因此，他很自然地想把聚光灯投射到别的地方。揭露幼稚的一面需要挖掘更多统计数据，这需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点是，许多此类数据早已存在。英国国家统计局在劳动力调查中问到有关福祉的问题。该局也定期发布通胀数据，而工资数据包含在工时和薪资年度调查中。卡梅伦和米利班德并非真的要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学家拿出新花样，而只是希望统计的次数更频繁或者内容更加详细。

　　 第二点是，从来没有主流政治人物将GDP（或者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唯一有价值的政策目标，尽管我们经常容易得出这一结论。罗伯特 肯尼迪曾经说，GNP计入了“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却没有包括“我们孩子的健康”或者“我们婚姻的力量”；他的这一著名抱怨虽言辞美妙，但谁能相信只要统计学家收集了不同的数据，离婚就可以被阻止，而越南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呢？

　　 去年，《自然》杂志上的一个尖刻评论抱怨道：“虽然2010年‘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和2012年飓风“桑迪”造成了巨大破坏，但这两个事件提振了美国GDP，因为它们刺激了重建工作。”但是，只有在“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是GDP数据收集以某种方式所导致的情况下，这才是一个问题。

　　 如果政客们真的试图使GDP最大化，他们就会立即废除所有的市政规划限制、废除所有移民障碍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一大部分。这些构想等于政治自杀，这证明了GDP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而只是一种衡量经济规模的方法。最深层的幼稚是这样的想法：（用米利班德的话说）我们可以衡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国家统计局关于中位数工资的数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一项衡量指标，全职就业人士的中位数工资在上一个纳税年度仅上涨0.1%，远低于通胀率。而以完全相同数字为依据的另一种计算方法显示，中位数工资增长了4.1%，远高于通胀率。(中位数工资是指样本里处于中间位置者的收入)。

　　 怎么会这样呢？较低的测量结果是整个样本的中位数。较高的测量结果针对全年都做同一份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的中位数工资。例如，如果一些高收入者退休了，而一些低收入者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中学毕业生？移民？），这两个数字就会有所不同。大多数人享受体面的加薪而中位数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而这可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换句话说，一个相当狭义的问题——“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位置的全职工作者的境遇如何?”——结果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答案，而每一个都有无懈可击的依据。

　　 我们甚至还没有涉及关于兼职者、自由职业者、最贫困人口、最富有的人、养老金领取者或福利领取者的问题。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衡量“最重要的东西”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官方统计学家有责任提供一系列及时客观的统计数据，帮助制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收集、分析并发布如此多不同类型的数据。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为什么比起帮助幼稚的政客彼此压倒对方，英国国家统计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