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互为镜像，或者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载体，日本文化很多的元素都是来自于中国，包括茶道，茶本身是从中国来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而日本却有了茶道，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虽然茶是从中国舶来的，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加工，与日本的美学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之后，在日本孕育了茶道，而茶道又对日本方方面面的艺术、文化、文学产生影响，因此我认为日本早期从中国拿来很多东西，到近代又从西方拿来很多东西，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在日本都处于次要的地位，它从来没有占据日本文化的核心。所谓的和魂汉才，就像和魂洋才一样，都是日本人以称为“和”的东西为核心，对来自中国的，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的改造的过程。

　　无论是汉的文化，还是洋的问题，最终放在日本文化这个“和”的大熔炉中，成为他的整合对象而已，所以说它跟中国文化分野非常清晰的。

　　联想到《落花一瞬》书中一个细节，千利休跟丰臣秀吉是同僚关系，后来千利休经过个人的努力，创立了茶的重要宗教。丰臣秀吉也想一争高低，丰臣秀吉请同僚来喝茶的时候，环境是非常的金碧辉煌，茶具甚至都是黄金的。与之相对，千利休则是在四贴半的榻榻米上，非常狭小、局促的空间中，开了一个小洞，人要钻进去，里面放了非常简陋的一套茶具，一个人蜷着身子钻进去，彻底地放空自己，可以说是空无一物的茶的思想，跟丰臣秀吉土豪式的，构成一种对立的茶的原则。最终被称为茶道的是千利休，而不是丰臣秀吉。

　　现在，比如你如果到日本的朋友家去作客，他们给你的茶未必是很高级的茶叶，包括茶具未必非常高级，但是首先是保证清洁。其次他们喝的时候，首先茶的器皿图案是在一边，你从主人接过茶之后，要把图案转过去，让它最美的图案冲着客人，端起来一饮而尽，表示这个茶很好喝。非常具有仪式感，这都是茶道的遗留。

　　现在中国也兴茶道，也有茶艺馆，茶叶馆也像咖啡厅一样的公共空间，这里面有个误区，第一仪式非常稀松，各有各的玩法，完全没有统一。甚至步入一种更大的误区，茶越喝越贵，这些都是一种误区。冬君老师也喜欢茶，家里有非常专业的茶具，每年有茉莉花茶的季节，绿茶的季节都会请朋友过去喝茶，但是未必是很贵的，主要是鲜度。中国人有茶叶没有茶道，这是一个问题。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引进，有意无意的实际是有它的主体性选择，比如他没有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宦官，太监的制度等等。为什么这两样东西没有引进？这非常耐人寻味。

　　除此之外，场域也是极其重要的。谈到场域的重要性，故宫跟颐和园的场域不一样，置身故宫中确实感觉阴气比较重，上溯百年乃至两个世纪的各种迷案，珍妃投井等等，脑子里充满这样的臆想。

　　但是你到日本普通的茶室空间中，它也是一种场域，能够促进你的冥想，或者你想某一件事情时会更加专心的进入冥想，满眼绿色，或者就是前面一束花，非常适合冥想，包括茶道、花道实际都是对中国禅宗理念的传承，或者一种发展。

　　禅宗，这是日本文化对中国的传承再发展之后的明证。禅宗来自中国，但是经过日本人之手传向世界。日人谈禅的时候，他信奉的只管打坐，不会想通过打坐会得到什么，参悟什么，包括参悟也是功利的，只管打坐。这是排除一切功利的。当然你在只管打坐的过程中，突然某一个瞬间你会参悟，但是这种参悟是一种客观的只管打坐，你打坐到一个境界中的附加物而已，会自然的生发。但是如果你谋求某种参悟而打坐的话，是走到相反的方向去。花道、茶道全有这个问题，铃木大拙的故居在日本的北路金泽，特别美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建筑，有水面之镜，有学习之间，还有冥想之间，冥想之间就是对着一面墙，墙前面有一束插话，可以坐在木凳上，也可以坐在榻榻米上，然后望着窗外的水面就会进入冥想的境界。

　　日本的花道、茶道，它不但提供了一整套的仪式感，赋予仪式美的东西，同时是非常促进人的冥想有效的场域。

　　日本人拍摄的《激流中国》，关注了中国穷人与富人的差别，关注了北京水危机，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我在南方都市报个人的专栏上写了一篇评论，叫做《正面解读急流中国的现实探究》。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真正崛起终究是以彻底进入国际社会为标准，其中也包括对外部世界看待中国舆论的宽容、吸收与良性互动，你既然以大国崛起这样的作品来检讨阐释西方列强崛起的秘密，便应该有允许人家关注探究中国当下问题的雅量。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要与世界发生深刻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当事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从正面善意的角度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谦逊的反省应对来自海外舆论的“异地”监督，化外在的压力为内变的动力，而不是当成对自己妖魔化而动辄加以舆论反制，将有助于化解觉醒过程中与世界的矛盾冲突，使崛起的项度更趋合理和谐，客观上加速崛起的进程。（摄影、文字整理杨公振，实习生孙兆慧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