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27日发表世界石油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青年委员胡森林为该报撰写的题为《中国将决定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进程》的文章。文章说，历史对人的诱惑在于，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把一些玄机和关节隐藏在草蛇灰线的痕迹中，需要时过境迁之后才能发觉其间隐秘的关联。

　　 18世纪后半叶，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石油催生了汽车时代和电气时代，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一向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但深究会发现，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其实是能源转型。

　　 每一次重大能源转型都伴随着一波工业革命，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 里夫金所说：“每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机制的引入为标志”。每次能源转型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模式的巨大转变，还会引发整个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与观念的变革，影响国际关系及政治格局。

　　 纵观历史，人类至今已经历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是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要燃料，使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近代工业的建立和大发展，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二次是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电力被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催生了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还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旧的工业部门升级，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在这次变革中抢占先机，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石油的广泛利用带来了汽车时代的发展，推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并直接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

　　 新一场能源革命：去碳化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石油成为这个世界的重要主宰力量。依靠大部分时间都充足且廉价的石油，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围绕石油霸权和利益的争夺也一刻没有停止，国际局势因此动荡不安。不加节制的使用，使得石油即将枯竭等“灾变论”不时在耳边响起，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随着新兴经济体开启工业化进程，全球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压力日益突出。一个更加高效、清洁、稳定的全球能源体系至今没有真正建立，工业文明却在一步步走入困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越发晦暗不明。

　　 在这种情势下，一场新的能源转型已呼之欲出，它既来自于工业化蓬勃发展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的现实约束，更是人类主动追求能源效率的结果。人类一直渴望得到更丰富、更密集的能源，这是人适应自身环境和追求物质进步的本能使然，从深层次上支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对能源的理性选择。

　　 前两次能源转型，其实也是人类在能源利用上从效率低、清洁度低的“高碳能源”向效率高、清洁度高的“低碳能源”演进的过程。哪一种能源能被人类所选择，也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结果。一种能源要成为主导的能源品种，需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规模供应，技术过关，具有经济性，具备配套的设备设施；在低碳成为潮流的当下，还必须满足一点：具有较少的环境负外部性。

　　 新的能源革命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但人们对其基本内涵则有不同认识。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新的能源革命将是新的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形成能源互联网，在此过程中，新能源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不断突破，与智能电网相结合，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

　　 关于能源互联网这一概念，业界讨论虽多，但对其内涵、形态和发展路径都还缺乏深入研究。我个人比较赞同IEA（国际能源署）的观点：21世纪的世界能源结构将以电为框架，大部分能源都将转化成电再加以使用，电成为能源基础平台和能源系统优化的核心。在所有的能源类型中，电最具有民主性、普适性和普惠性，因而能成为能源转换中的一种重要中介。电的这一特性，为人类第三次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极富可能性的路径，即以电为中心，围绕更清洁经济的发电、更安全高效的配置、更便捷可靠的用电展开，将各种用能方式、用能主体、用能区域高度连接在一起，从而呈现一种“能源民主化”的图景。

　　 这一能源民主进程将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去碳化，从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实现能源组合的多样化和低碳化。二是去中心化，从精英能源到大众能源。能源生产呈现中心分散的趋势，能源使用呈现品种多元化、使用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三是去资本化，从资本主导到资源主导。主要依靠大资本、大投入的资本主导型能源发展模式将受到挑战，充分利用分散的资源、即产即用型的资源主导型能源发展模式逐步兴起。

　　 中国对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在上述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作为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能否顺利完成这一次转型，将决定自身的地位和国际格局。

　　 目前，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发展方式，高污染、高耗能的能源消费模式，折射的其实是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和落后的工业布局。一个社会的能源结构不发生大的转变，经济社会转型也将缺乏动力和基础。

　　 因此，中国亟需一场深刻的能源转型，建立更加高效、清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否则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大梦想也无从谈起。

　　 全球正在经历的从高碳到低碳能源的第三次能源转型，与中国的能源革命不谋而合。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外界的趋势使然，更有内在的需求驱动。中国能否顺利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世界能源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前两次能源转型的主阵地都是在发达国家，中国是懵懂的后知后觉者。而现在，在不期而至的第三次能源转型中，中国站到了舞台中央，成了主角。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气候变化，所以第三次能源转型与此前两次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再是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局部发生，而是在世界各国同步发生。

　　 从消极角度说，中国为此将承受更大压力，但以积极眼光来看，正是因为发展了，它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由于其经济体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能源转型，世界的能源转型就不会成功；在低碳道德压力下，中国就会被国际社会孤立，它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也会下降。反之，它顺利完成能源转型，将引领整个世界能源转型的潮流，其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升，战略空间将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会因此提高。中国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主动或被动，将决定世界能源转型的进程。

　　 除了以勇气和智慧推动国内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之外，中国还需要参与重建全球能源治理秩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比重越来越重要，但目前全球能源治理架构依然由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缺乏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滞后，造成世界能源治理的失序。作为日益重要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如何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获得与自身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既考验中国的战略思维，也对世界能源转型有着直接影响。

　　 能源转型的过程，也是对涉及能源结构、生产利用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在内的整个庞大体系重整和优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转型没有旁观者，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乃至每个个体都是能源转型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正如里尔克所说的：“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