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法兰克福10月9日电（记者 文史哲）在8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一本名为《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的德国比较历史学专著备受关注。本书54岁的作者、德国比较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这样向读者述说他写作的初衷：“在我多年研究德国处理战争罪责问题后再将目光投向东方，不禁吃惊，为何日本对其同样的历史责任竟极尽推诿，视而不见？”

　　 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太熟悉，也太容易牵动感情，而基特尔只以冷静翔实的论述给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针对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有深远的国际影响，而东京审判却似乎被人淡忘，这是导致战后德国与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

　　 这一结论也道出了存在已久的事实，根据美国公民权利运动家John Lewis曾对战犯审判研究书目进行的索引，研究纽伦堡审判的书目有1290种，而东京审判只有区区231种。事实上，根据基特尔提供的资料，在战后错综复杂的东亚政治格局背景下，主导东京审判的华盛顿当局有意未完整保留审判的卷宗档案，而且直至1977审判宣布近30年后，许多材料才得以公之于众。

　　 不过，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更重要的区别还并不在此。在纽伦堡，包括戈林、凯特尔等在内24名纳粹独裁首要人物被悉数指控，11人被判处死刑；在大规模后续审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业集团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还有各行各业不计其数可能与纳粹暴行有染的普通人在审判台上接受审问，庭审情况全部详录在案。而在远东军事法庭，作为最高权力代表的日本天皇却完全逃脱了指控，日本宪兵队的重要首领以及卷入战争的民族主义组织与大财阀中无一人被送上审判席，日本甚至在审判前销毁了所有有关“慰安妇制度”的文件，以使这一罪行完全未列入控告范围。

　　 德国著名法学家君特·维兰德（Günther Wieland）在其著作《纽伦堡：世纪大审判》中也曾如此评论纽伦堡与东京军事法庭的“决定性”差别：“纽伦堡的世纪审判把德国人的罪责明细而清楚地记录下来并进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就如同凿刻在人类记忆中一样；而麦克阿瑟对日本天皇的宽恕行为，被国际舆论错解为对日本民众从整体上减轻了罪责，由此其他所有人也不用承担罪责。”

　　 由此可见，东京审判“被”淡忘，根源正在于审判的不彻底。如今，这样的差异也早已在现实中显现结果。在当今德国政治文化中，常可看见特指反思罪责的特有政策术语与概念，“记忆文化”是其一，指要保存所有对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以促进反思，因此，德国处处可见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碑或博物馆，对纳粹历史的资料搜集挖掘也从未中断。又如，部分缘于纽伦堡审判对纳粹罪行的大规模呈现，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思在1946年冬天就已提出“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内心深处是所有这些罪恶的反对者而没有行动……需要承认道德上的连带责任”这一命题，从哲学高度谈及内心清理与忏悔的必要性。可以说，是纽伦堡审判为德国举国上下在政治、社会以及个人心灵方面进行系统性历史反思与清算奠定了基础。

　　 而东京审判却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长久以来，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人像雅思贝尔斯那样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舆论更多讨论着谁该对战争失败而非对战争期间所犯罪行负责，日本社会从未对其免于谈“罪”的神道宗教传统进行反思，

　　 一些战犯仍能身居要位。在历史清算缺位的另一面，还有人以广岛长崎之痛来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而这甚至已背离了基本的常识，即战争的后果永远无法抵销其在所谓“大东亚战争”中造成2000万人死难的事实、以及战争中种种毫不亚于种族大屠杀的罪行。

　　 东京审判不仅不能被忘却，而且远未完成。随着东京审判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国际社会对东京审判的关注与研究正逐渐增多，中国学术届也已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取得了突出进展，对日本侵华罪行及证据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学术的理性之光必将照亮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而完成那场早该完成的审判，还需要每个人的理性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