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0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撰写的题为《不平等问题仍是“经济迷雾”》的文章。文章说，最近，美国经济赢得了一阵小小的掌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内容是哪些国家被认为创造了“持续繁荣”（也就是增长）。美国跃至排行榜的第3位，紧随新加坡和得意的小国家瑞士。这标志着美国自金融危机时跌至第7位后经历了反弹。

　　 这个结果相当令人满意，至少对美国政府来说是这样。不过，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于国家的公开排名，而是悄然出现的关于美国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辩论。

　　 直到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并没有花费很多时间担忧这个问题。但是今年在达沃斯召开的年会上，这家智库机构透露一些精英会员，比如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现在认为不平等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这是不平等第一次出现在该论坛的议题之列。

　　 此后，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在静静地斟酌，是否应该在衡量国家竞争力以及增长潜力的时候重视不平等。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比如美国）出现两极分化，这是否会减少这个国家增长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把收入不平等问题囊括在国家评价方法内极其重要，”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学家珍妮弗 布兰克说。她目前负责修改该机构考察增长的方式。

　　 从很多角度来说，这个举措是合理的。然而，困扰着世界经济论坛，也困扰着其他所有人的问题是，针对不平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有限，更不必说共识了。有一点很清楚，2008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增长率一直令人失望，以至于如劳伦斯 萨默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担心西方的“长期停滞”来临了。

　　 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和许多其他富裕国家的不平等加剧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已经变得集中了（就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中阐释的那样）。薪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经济学家艾伦 布林德指出，1979年到2012年间，最富有1%美国人的实际工资按2.8%的复合年增长率上升；中等收入者的实际工资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但是，这两种趋势是否相关，又是以何种方式相关的，就不是那么清楚了。直至最近，尤其是在美国，绝大部分的企业领导者以及经济学家，都认为不平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因此，只要财富不平等能刺激创新和竞争，就被认为提高了增长率，而非降低了增长率。

　　 可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正在驳斥这个想法。比如，布林德教授认为，不平等削弱了穷人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从而损害了整体生产率。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及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也作出了相似的论断。

　　 同时，美联储也在单独进行关于不平等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的辩论。美联储担忧的问题是，由于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只用掉收入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富人将他们当下的收益存起来而不是花掉，促使经济变得疲弱。

　　 还有社会融合和政治稳定这个棘手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学家传统上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关注。但是标准普尔最近调低了其对美国增长的预期，并特别提及担忧不平等加剧将引起政治僵局和不信任，继而削弱增长。

　　 这在评级机构界是个颇为新奇的举措。然而，这个观点似乎有道理。一些商界人士的呼声也与这些担忧相呼应，其中包括右派人士；美联储前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将自己称为终身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他也提出不平等是困扰美国的“最危险的”趋势。

　　 当然，尚不清楚这如何与以下事实相一致：在后危机时期，美国在几个方面比许多竞争者表现更好。不过另一个大问题是信息的匮乏。很难找到统计多个国家薪资不平等的可靠数据。关于财富的统计就更难找到了。“我们的确没有数据，”布兰克承认。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或者其他机构和个人）应该逃避这个问题。相反，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上笼罩着这么多的迷雾，才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而非更少。但也许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机构现在能做出的最大、也最简单的贡献是：大力宣传数据空白，迫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收集关于不平等的更准确的数据，尤其是如果不平等水平持续上升的话——现在看来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尽管可能性难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