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热衷在世界范围内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它们自我认定西式“民主”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而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反恐”大纛更强化了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傲慢，新干涉主义甚嚣尘上，所谓“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但20多年过去了，其“民主化”的成绩单乏善可陈，那些依靠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扶植起来的“民主”制度，确似一堆“烂尾工程”，拖不起，又放不下。“我们为什么要试图破坏一个稳定的国家”？傲慢使西方国家付出的巨大代价，倒逼着它们的政治人物和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反思。

　　被美国新闻界誉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地记者”的戴斯特 菲尔金，在他《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一书中以“一种疾病”为题，状写了这种“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

　　西方联盟驻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的头儿布莱默和伊内阁成员一起考察伊拉克南部的一家妇产医院，那里的医生指着躺成一排骨瘦如柴的早产婴儿抱怨：“这里没有电，无菌病房垮了，没有氧气，冰箱里的疫苗变质，细菌滋生，感染血液……婴儿在死亡，萨达姆统治时期可不是这样的。”“民主毁了这家医院，民主让人变得无能。这里以前是有标准的。以前人们真是在努力工作，他们害怕上司，加班到很晚，如果一个孩子死了，要开会认真研究，查找问题。”“现在我们自由了，没人在乎这些，每个部门都失职，连出生和死亡证明都没有，他们在滥用自由。”

　　“难道你们希望萨达姆回来？”布莱默紧皱着眉头，“我压根就不想看到这些。”这时一个叫阿尔萨法阿尔的省议会负责人接了话茬：“作为一个伊拉克人，我愿意在我的国家看到民主，但我们现在有的不是民主，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就是一种疾病。”布莱默感觉气氛不对，欲摆脱视察的无奈与尴尬，暗示考察结束。阿尔萨法阿尔却旁若无人地只顾往下说，“政党只关注眼前利益，鼠目寸光，而且每个政治团体都有民兵，不经过这些人同意，连老天爷都会遭殃！”后来果不其然，布莱默考察仅1个月后，曾经进入伊内阁的萨德尔发动了针对美国人和伊拉克南部新政权的叛乱，西方联盟帮助建设的所有政府大楼、警署、民事防御设施都被摧毁，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国民卫队和政府军也全部消失。一位负责监管伊拉克南部局势的美国官员仰天长叹：“6个月的努力全部白费，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显然，戴斯特 菲尔金披露的这些，只不过是伊拉克20多年动荡历史、美索不达米亚冗长战争中几可忽略不计的片段，但伊拉克人把这种强行植入的“民主”视为“一种疾病”却十分难能可贵，潜蕴着对自己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的醒悟。据戴斯特 菲尔金的统计，仅2005年5月至10月间，宣称对袭击美国人和伊拉克现政权负责的“叛乱”组织就多达103家。他们代表着林立的政治团体和不同宗教派别的利益，疾病化的“民主”使得人非理性的一面被强化，各种民粹主义受到鼓舞，社会越来越难于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深谋远虑地商讨问题。政客们借助利益集团的公关宣导，煽动及建构民众意向，制造分化，催生公共暴力，于是“爆炸声和祈祷的钟声，像是伊拉克独特的国歌”！

　　有道是“橘逾淮而北为枳”，“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而今，美媒已有学者发声，国家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我们浪漫地持有传播民主的念头，却让那些国家陷入了恐怖和暴力之中”，“当我们环顾全球寻找值得支持的政府和领导人时，我们首先应该问：这个人和组织能把国家充分团结起来，从而建立完全的领土控制吗？若政府不能确保统治国土，不能确保日常生活安全的话，正常的政治无从谈起，或者是不可能的”。基辛格更是单刀直入：“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所有反对非民主政府的民众起义吗？”（作者：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