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苏格兰独立以公投55.3%的反对比例宣告失败。此次公投可能导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其更大意义还在于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思考与论辩。不少人赞美苏格兰公投是“文明的统独之争”，要让其成为“典范”，认为英国也彰显了其对民主的“制度自信”。

　　虽然公投中的“协商、民主与和平”弥足珍贵，但公投本身未必具有“典范”意义。历史上，19世纪中期与英国同源的美国便是以内战来回应公投的；而今年3月16日刚刚在克里米亚发生的公投，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选择亦非“相逢一笑”；如今欧洲各国面对遍及全欧的至少30余个闹分离的地区，更是严阵以待。而且，联合王国三百多年的“美满婚姻”，当初也不过是英格兰对苏格兰的“逼婚”，封锁、围堵、侵略、凌辱和以乘人之危，无所不用其极。近几十年，轮流执政的保守党与工党不顾英国长远国家利益的派系党争，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当政后带来的痛苦回忆，更成为苏格兰千方百计逃离并争取独立的原因。可以说，相当长的历史时间、相当部分的苏格兰“民”，并未感觉到自己是联合王国的“主”。机遇闪现，他们当然要争取华丽单飞。

　　不过，单纯现实主义的利益政治尚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英国对待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容忍，其更根本的原因还是英国和西方独特的价值观与国家观。

　　与中国2000多年的大一统相比，版图类似的欧洲却始终处于邦国林立、小国征伐、宗教争斗、分裂战乱的状态，出现千年厮杀的局面。战乱的历史与艰难而独特的地缘环境，使西欧等欧洲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自由冒险、重视商业的精神，而这些又有利于形成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体独立，甚至推向极致，到达个人至上主义。其优劣姑且不论，但它使得以西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强调“分”的文化，即人与人分、群与群分、人与群分。

　　然而，由个人推至国家，“分离”也成为西方政治的传统，不惜倾覆国家，闹得天翻地覆。这也是从一战前一度只有19个国家的欧洲分裂为今天的45个国家，而且目前还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意大利的撒丁岛、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分离运动遍及欧洲的深层原因。这种重视个体的价值观，也导致了西方独特的国家观，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契约论。契约论者认为，国家系由公民通过签订大契约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而形成的，它不过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社会契约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形成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这种契约就是最根本的宪法，国家构建的这种模式，可称为“契约-合并”模式，它不仅是一个政治过程，更是一个法律和缔约过程。其特征是国家是宪法之子，宪法（契约）先于国家而存在。这是一种机械的国家观，国家的形成不过是一个拼积木的过程，但每个积木都是独立的实体。既然是通过缔约而合并，那么，合并的一方，怎么能阻止另一方的分离要求呢？

　　但是，在西方之外的许多其他地区，并不存在这种西方式重个体、爱分离的价值观，也不存在契约先于国家的国家观。典型如重视大一统的儒家文明所属的区域，更强调同舟共济的集体互惠、王道无外的相濡以沫。大一统国家也不同于“契约-合并”型国家，她并不是基于契约和法律而构建的机械体，而是人民融合于一体的有机命运共同体，同气连枝，不可拆分。宪法是国家的产物而非相反，所谓“公投”，自然就很难，不可能进入公众视野，更不可能被列入日程，甚至成为不可接受的伪命题。

　　虽然历史上，欧洲的确有瑞典和挪威（1905年）、捷克和斯洛伐克（1992年）等少数几次和平而成功的独立公投，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也以“人权高于主权”、“民主”的理论来包装，但本质而言，强调个体、愿意分离的价值观才是根本，国家能力不足则是关键。而且，在现实利益面前，这种价值观在西方的推行也并非一番风顺，苏格兰公投即便在今天的欧洲，也普遍不被认为是文明的典范，更多是源于英国国家能力的不济；西方历史上，统独公投失败和被扼杀的例证也更多。

　　所以，可以称许公投中的和平与协商，对统独公投本身的过分赞美却不过是乡愿。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往往才真正决定她的未来。（支振锋 作者系《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