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报道称，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比起近20年前具有开创性的首轮私有化，这一次地方政府想要利用负债累累的国有龙头企业筹资会比较没有市场。

　　 当时，在“抓大放小”口号下，数千家经营不善的中央和地方性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破产清算。业绩较好的国企则进行改组，或者部分上市，筹得数千亿美元资金。

　　 这种情况在2003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中国政府变得不愿意放弃业绩不良的国企。

　　 中国在2008年实施了经济刺激措施，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加上要求国企通过投资支持经济的政治指令，对国企资产负债表造成了冲击，削减了资产回报率。

　　 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正在推动新一轮私有化进程。出售国企的股权会帮助政府偿还超过2.9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8%。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将是国企私有化的重要推动力，”前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说，“一些过度举债的地方政府会出现偿债困难，特别是利率在金融自由化后上升了。他还曾是美国财政部驻华最高官员，于去年卸任。

　　 政策制定者也希望，非战略性部门的“国退民进”将有利于提高效率。

　　 据总部在北京的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估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差距拉大，国企的平均资产回报率约4.6%，而民企为9.1%。

　　 考虑到以下情况，国企回报率低迷是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根据中国在2008年进行的上一次经济普查，国企仅占企业总数的3%，却控制着非农业部门30%的总资产。就央企而言，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竞争力。

　　 央企在金融、能源和电信领域近乎占据着垄断地位，这滋生了一种浪费和腐败的风气。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斗争中，几十名央企高管落马就是例证。

　　 在本次重组浪潮中，通常规模更大、盈利性更佳的央企也未能置身事外。上月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试点方案，拟在两家央企引入私人投资。然而，该试点计划的谨慎态度恰恰突显出了一点：控制着三分之二国企（全国有15.5万家国企）的地方政府将在这次私有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

　　 事实上，在中央政府公布试点计划之前，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和重庆在内的地方政府都宣布了对大量国企至少实施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上海计划让60%以上的国企引进某种形式的私人投资。地方国企几乎涉足每一个行业，但就非金融领域来说，地方国企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仅为1.2%，而央企的这个数字为2.5%。

　　 债务沉重、盈利性差、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这些因素促使企业寻求引进投资，但也正是这些因素可能吓走投资者。假如地方政府试图让买方承诺保留效益不佳的工厂里的员工，也同样会让买方裹足不前。

　　 此外，目前还不清楚地方政府是否准备好出让控制权，或者就像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那样只出售少数股权。

　　 “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通过售股走部分私有化的道路，”杜大伟说，“这就像一头怪兽，因为没有弄清投资者有什么理由高价入股政府控制的公司。” 这种做法会削弱私有化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

　　 “我认为从治理方面来说，出售国有企业的少数股权不会有太大意义。从根本上来说，这取决于控制公司的是谁，管理层是经过政治、还是商业选拔的。”世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设于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部分私有化和公司治理改革在让他们保有控制权的同时，将会提升效率。

　　 延伸阅读：中信的改革试验

　　 中信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集团公司之一，被看做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先行者。

　　 3月，中信集团宣布计划向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注入370亿美元的未上市资产。原则上说，这样一来，中信集团的全部资产组合在透明度和市场纪律方面都要遵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所应恪守的规范。

　　 即使中信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价值38亿美元的股份，政府仍将保留其超过80%的股份。

　　 批评者声称这项计划不过是一次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资产洗牌。

　　 中国政府并不气馁，正在安排候选企业跟上中信脚步。

　　 下一个是光大集团。根据重组方案，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将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