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主任任天佑 :一战推动中国历史走向重大拐点

时间:2014-07-09 13:46   来源:新华国际

   据参考消息7月9日报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梦想。一战时期及之后一个阶段,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说,这是一个坏时代,中国政局混乱、在世界上任人欺负;这是一个好时代,面对内外交困乱局,中国人从反思走向觉醒。其中,一战的爆发、中国在一战期间面临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响并推动中国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认清欧美日强盗本性

  实现民族复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首先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和平等。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中国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权益,但最终却被列强抛弃和出卖,成为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强制性地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所

  有的奋斗,就是寻求国家富强,摆脱任人欺负的现状,振兴中华。而一战的爆发,又给不少中国人带来憧憬,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国际秩序。

  大战爆发后,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政府最初希望通过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无视中国是中立国,借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宣告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中国欲中立而不能,参战成了唯一选项。而中国也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日矛盾,借参战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参战却面临问题。先是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提高声望而极力反对,后来日本见势难以阻止,就先后同英、俄、法、意达成“五国谅解”秘密协议,保证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时,美国担心中国被日本进一步控制,转而反对中国参战,但考虑在远东无法与日本抗衡,只好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列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中国利益做交易,根本没把中国主权放在眼里。对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梁启超愤慨地说:“夫有国者,不能自树立其地位而视他国之政策以为转移,此诚我国民最可耻之事。”

  1917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中国作为参战国和战胜国,极大增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中国人神往。

  1919年1月,处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个会议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国控制。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会议,拟定

  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巴黎和会实质上成了列强重新划分世界霸权、掠夺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陈独秀指出,威尔逊只是一个“空头大炮”。严复说,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本性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

  “社会主义”成时髦热词

  近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从深层次看,就是不断探求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过程。一战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打破了西方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资本主义失去了光明前途,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指向。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抵抗列强一次次失败,渐渐从“天朝上国”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列强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有制度文明,开始由被动向主动、由技术文明到制度文明,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

  中华民国建立后,拥有了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制度形式:多党竞争、议会选举、责任内阁、独立司法,还有一部呼之欲出的《天坛宪草》。尤其开放党禁,一瞬间冒出几百个政党。但各种势力为党派和个人私利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甚至在国会、报纸上争斗谩骂。议会制试行不到两年,便招来各种批评,旋即为袁世凯洪宪帝制所替代。袁死后,民国虽然仍有共和政体形式,国家却陷入一轮又一轮混战,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页。

  一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加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危机频繁,贫富分化严重,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质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碎。1920年,周恩来赴欧留学之初,便在第一篇旅欧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

  中国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引发人们思考和广泛讨论。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但实践证明,靠恢复儒教救不了中国,一战又使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失去了光环,社会主义开始受到追捧。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当时还有人写道:“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地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1923年4月,中国大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在建校10周年纪念日举行公民常识测验,其中一项是“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结果不欢迎者1991票,占73%;另一项是“你赞成社会主义吗”,赞成者2096票,占76%。同年12月,北大在建校25周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其中问道:“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相信社会主义的291票,相信资本主义的4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好恶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由于一战引发的十月革命在与中国国情近似的俄国发生,同时,与列强对中国侵略欺骗形成鲜明的对比,胜利后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这在中国引起了震动和强烈反响,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一战时期,先进中国人的探索启示人们,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以先进理论做指导,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而不能照抄照搬他人。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大国,应当也完全能够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更具蓬勃活力的制度模式。

  时代呼唤共产党登场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谁来推动这一进程,又由谁来肩负起领导使命?一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对劳工作用的新认识,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必须动员和依靠劳工大众,形成改造中国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坚强领导核心。

  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个内忧外患的贫弱帝国如何变革图强、走出危局?先是靠传统帝制搞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前功尽弃。接着靠开明君主变法维新,很快被顽固势力扼杀。辛亥革命后,人们寄希望于议会精英,然而政坛上却一片混乱。

  对这种状况,当时先进分子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靠开明君主不行,精英政治、军阀势力也靠不住,必须依靠国民大众,直接诉诸民众。1916年伊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孙中山对代议民主制也有所不满,认为民众没有直接掌权。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认识转变,与一战期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无关系。首先,中国民族资本得到迅速发展,被称为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年均设厂数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由此带来的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产业工人由战前约100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60多万人。其次,中国作为参战国,采取“以工代兵”,向欧洲输送了14万华工。这些华工以优良素质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为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争取国家利益赢得了资本,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下层民众的力量。五四时期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让追求中国进步的各派势力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市民和工人无一兵一卒,但联合起来,竟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让步,取得社会运动的胜利。由此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启示,即国民运动胜于军事力量,观念力量未必输于物质实力。于是,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等势力,不约而同地从上层转向社会,到社会中去积蓄改造中国的政治力量,酝酿并直接推动了国民大革命。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力量的新认识,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有这些,呼唤着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如此,一战结束仅三年,中国共产党即正式成立,也就决非偶然了。

  一战时期,面对中国自身的矛盾问题,面对一战给中国带来的震撼与屈辱,先进的中国人在苦闷与愤怒中反思,在希望与曲折中求索。他们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曙光,看到了劳动大众力量及其领导集团所代表的方向。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新觉醒,打开了中国走向新时代的闸门。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动员、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得以胜出,更彰显出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逻辑。

  任天佑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少将军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著有《让思想突出重围———当代军事转型中的心路纪要》,主编《邓小平国防思想研究》等。

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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