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7月9日报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梦想。一战时期及之后一个阶段，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说，这是一个坏时代，中国政局混乱、在世界上任人欺负；这是一个好时代，面对内外交困乱局，中国人从反思走向觉醒。其中，一战的爆发、中国在一战期间面临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响并推动中国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认清欧美日强盗本性

　　实现民族复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首先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和平等。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中国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权益，但最终却被列强抛弃和出卖，成为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强制性地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所

　　有的奋斗，就是寻求国家富强，摆脱任人欺负的现状，振兴中华。而一战的爆发，又给不少中国人带来憧憬，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国际秩序。

　　大战爆发后，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政府最初希望通过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无视中国是中立国，借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宣告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中国欲中立而不能，参战成了唯一选项。而中国也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日矛盾，借参战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参战却面临问题。先是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提高声望而极力反对，后来日本见势难以阻止，就先后同英、俄、法、意达成“五国谅解”秘密协议，保证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时，美国担心中国被日本进一步控制，转而反对中国参战，但考虑在远东无法与日本抗衡，只好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列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中国利益做交易，根本没把中国主权放在眼里。对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梁启超愤慨地说：“夫有国者，不能自树立其地位而视他国之政策以为转移，此诚我国民最可耻之事。”

　　1917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中国作为参战国和战胜国，极大增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中国人神往。

　　1919年1月，处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个会议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国控制。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会议，拟定

　　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巴黎和会实质上成了列强重新划分世界霸权、掠夺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陈独秀指出，威尔逊只是一个“空头大炮”。严复说，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本性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

　　“社会主义”成时髦热词

　　近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从深层次看，就是不断探求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过程。一战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打破了西方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资本主义失去了光明前途，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指向。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抵抗列强一次次失败，渐渐从“天朝上国”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列强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有制度文明，开始由被动向主动、由技术文明到制度文明，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

　　中华民国建立后，拥有了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制度形式：多党竞争、议会选举、责任内阁、独立司法，还有一部呼之欲出的《天坛宪草》。尤其开放党禁，一瞬间冒出几百个政党。但各种势力为党派和个人私利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甚至在国会、报纸上争斗谩骂。议会制试行不到两年，便招来各种批评，旋即为袁世凯洪宪帝制所替代。袁死后，民国虽然仍有共和政体形式，国家却陷入一轮又一轮混战，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页。

　　一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加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危机频繁，贫富分化严重，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质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碎。1920年，周恩来赴欧留学之初，便在第一篇旅欧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

　　中国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引发人们思考和广泛讨论。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但实践证明，靠恢复儒教救不了中国，一战又使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失去了光环，社会主义开始受到追捧。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当时还有人写道：“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地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1923年4月，中国大学(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在建校10周年纪念日举行公民常识测验，其中一项是“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结果不欢迎者1991票，占73%；另一项是“你赞成社会主义吗”，赞成者2096票，占76%。同年12月，北大在建校25周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其中问道：“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相信社会主义的291票，相信资本主义的4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好恶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由于一战引发的十月革命在与中国国情近似的俄国发生，同时，与列强对中国侵略欺骗形成鲜明的对比，胜利后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这在中国引起了震动和强烈反响，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一战时期，先进中国人的探索启示人们，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以先进理论做指导，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而不能照抄照搬他人。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大国，应当也完全能够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更具蓬勃活力的制度模式。

　　时代呼唤共产党登场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谁来推动这一进程，又由谁来肩负起领导使命？一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对劳工作用的新认识，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必须动员和依靠劳工大众，形成改造中国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坚强领导核心。

　　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个内忧外患的贫弱帝国如何变革图强、走出危局？先是靠传统帝制搞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前功尽弃。接着靠开明君主变法维新，很快被顽固势力扼杀。辛亥革命后，人们寄希望于议会精英，然而政坛上却一片混乱。

　　对这种状况，当时先进分子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靠开明君主不行，精英政治、军阀势力也靠不住，必须依靠国民大众，直接诉诸民众。1916年伊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孙中山对代议民主制也有所不满，认为民众没有直接掌权。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认识转变，与一战期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无关系。首先，中国民族资本得到迅速发展，被称为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年均设厂数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由此带来的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产业工人由战前约100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60多万人。其次，中国作为参战国，采取“以工代兵”，向欧洲输送了14万华工。这些华工以优良素质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为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争取国家利益赢得了资本，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下层民众的力量。五四时期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让追求中国进步的各派势力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市民和工人无一兵一卒，但联合起来，竟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让步，取得社会运动的胜利。由此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启示，即国民运动胜于军事力量，观念力量未必输于物质实力。于是，包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等势力，不约而同地从上层转向社会，到社会中去积蓄改造中国的政治力量，酝酿并直接推动了国民大革命。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力量的新认识，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有这些，呼唤着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如此，一战结束仅三年，中国共产党即正式成立，也就决非偶然了。

　　一战时期，面对中国自身的矛盾问题，面对一战给中国带来的震撼与屈辱，先进的中国人在苦闷与愤怒中反思，在希望与曲折中求索。他们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曙光，看到了劳动大众力量及其领导集团所代表的方向。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新觉醒，打开了中国走向新时代的闸门。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动员、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得以胜出，更彰显出近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逻辑。

　　任天佑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少将军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著有《让思想突出重围———当代军事转型中的心路纪要》，主编《邓小平国防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