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乞讨者:被控制的“木偶”
1997年7月初,我和家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接机。来得过早,我们心神不宁地围着个小餐桌。这时,疾步过来个墨西哥裔的年轻人,在我们每人面前放了个东西,还放下张字条,转身就走。我不是纽约人,第一次遇到这样事情。那是个钥匙圈,挂着个小地球仪,字条大意是:我是聋哑人,请付一美元。他们有两三个,快速地在各餐桌派发。我很自然就掏出钱放在桌上。嫂子是纽约人,她劝我说,听说这是被犯罪集团控制的聋哑人,如果大家都不给钱,这样的“行业”就不会持续。我将信将疑,还是没有把钱收回。不久,那个年轻人转回来,他面无表情,飞快地扫过桌面,取走了字条、钱和我嫂子没有动的那个钥匙圈,飞速离去。
我把小地球仪带回南方的家。看到它,心里就有点不踏实。没料,悬案很快有了解答。我读到的新闻故事是这样的:
我离开纽约才几天,1997年7月19日,星期六,已经半夜,四个墨西哥裔的年轻人,三男一女,走进纽约皇后区第115警察分局。他们转一圈又走了出去,然后又回来。犹豫着,来来回回,直到凌晨四点。最后,终于下决心,掏出一封揣了很久的信,交给警察。他们是聋哑人。那是一封用西班牙语写的举报信。
他们举报一个墨西哥裔的黑帮集团。有一批聋哑人,被黑帮集团偷渡过来,在纽约沦为奴隶,他们人生地不熟,一直被威胁:假如说出去,立即会被杀死。可是,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冒死一搏。
这些墨西哥裔黑帮中,有的自己也是聋哑人。他们专去墨西哥的聋哑学校,谎称招工,答应送年轻学生到美国,给一份好工作,包吃住,而且宿舍会很舒适。总之,前景诱人。他们偷渡这些学生到纽约皇后区,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塞在两个公寓里,拥挤程度完全超过法律规定。黑帮很容易控制身处异国的聋哑人。从此,他们被强迫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时,工作就是兜售带小饰物的钥匙圈,当然,所有收入都被黑帮拿走。卖得不好就被惩罚。他们被殴打虐待,不能吃饱,还有,就是被威胁不准对外界透露。警方接到报案立即行动,当天就解救了所有共六十九名受害人,其中十二名儿童。取证非常困难,警察找来翻译,受害人分别使用墨西哥不同地区的聋哑人手语,好不容易才把证据拼凑起来。最后,涉案的黑帮成员全部定罪。
新闻中说,这些钥匙圈售价一美元,带有小饰物,例如,小棒球棒、小地球仪,兜售地点,有大街、地铁站,还有机场……所以,那就是我遇到的他们。
惩恶也是对“丐帮”的解救
说起上面这些,是因为前段日子看到中国丐帮报道,他们用残酷手段将绑架的成人儿童致残,逼迫乞讨。这样的手法在印度一直就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报道,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获得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刻画了丐帮弄瞎儿童双眼和警方任意酷刑的社会细节。这也是我对印度始终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已经是21世纪了,这是社会的最底线指标。
美国是个特殊国家,大多数国民都是先后来的移民,带来了全世界的活力,也带来了全世界的罪犯和帮派,电影《教父》风靡全球,背景就是上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岛黑帮在美国施展身手。各国黑帮都在这里跃跃欲试,什么情况都有。有些很隐蔽,上个星期,在我去过多次的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一个陈姓中餐馆老板也被发现“蓄奴”。他通过华人黑帮偷渡组织,运来十个华人劳工,每天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报酬。工作之余,他们就是被关在这位“奴隶主”的地下室,交通是靠这位老板用箱型货车运送,里面挤放木头条凳。来了几年,他们都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最后,联邦调查局循蛛丝马迹调查才把受害者解救出来。美国犯罪应该比其他国家都猖獗和难以控制。和其他法治国家一样,它也经历了从法治的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也经历了警方防不胜防、束手无策,也是从一个混乱局面慢慢厘清。
那么,法治完善和不完善,差别到底在哪里?差别在于程序的制度性规范。
今天美国人都知道,在纽约这个案子里,不是因为执法人员有良知,而是既定程序在起作用。接受报案后必须如何处理,是作为程序被设定在警局的规范里,立即解救是警员工作的法定程序,假如警员不执法,他一定会受到渎职惩罚,说得不恰当一点,警员在这个时候,相当于程序执行中的一个机器人,就是接到报案,程序启动,他就毫无悬念地会出发执行。虽然这也压缩了必要的执法温度;也有个别案例,是利用程序的刻板加害他人。可是,它的基本效果还是正面的。一个法治完善的国家,就是全国警局的规范都会大同小异,这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在一个各国罪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的美国,最后能够维持今天的治安,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当法治不完善,执法部门没有必须执行的规范,可以因某地某执法人员的良知责任心,认真履行职责,但是,它也可以因某地某执法人员的忽略,就接案不执法。
本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世界各地,清除犯罪都是长期不断的战役。关键是,必须确认警方始终站在正义一方,坚持不懈地在努力除恶。这不是一个抽象要求,而是一个个细节敲定、确保执行的制度规范。(林达 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