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说过：“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乾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国家？

　　其实，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太年轻，太简单，有时还有点幼稚”来形容。

　　掌控国内媒体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2、3个。李光耀把政治对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

　　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freedom”那一套。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威胁说，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结果呢？30多年后，李光耀不无得意的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1965年，该报迁回新加坡后，转而支持行动党，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

　　那时候新加坡乱啊，离花园城市、金融中心还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离，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个GDP的20%，竟然都来自英国驻军。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都在暗流涌动，通过控制媒体来传播观点，这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掺杂的复杂状况……如果你让我说人话，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党”。

　　对于这些“美分党”，李光耀基本就没客气，连吓唬带谈话，进入他视野的基本都被击退。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决定从制度上毁掉持不同意见媒体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个夸张的比例，自然会导致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谁获得了管理股？精明的李光耀，把它们分给了本地的四大银行，这些纯粹利益驱动的第三方，才没有兴趣理会“西方新闻freedom”这回事，让他们当股东，和让政府当股东区别不大……“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覆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覆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买了《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等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由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