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敌对关系。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动的展开为此后的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基于《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40年间保持了友好关系，可是在2012年9月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一直陷入僵局。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有必要认真解决如何改善紧张关系这一课题。

　　目前，中日两国当局都采取了长期作战的姿态。政府级别的关系改善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形势下，加强经济交流、民间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间的氛围是一大关键。所幸的是，中日双方似乎对此均无异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系趋于正常化。虽说如此，但如果不恢复政府间的信赖关系，不谋求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常化，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为此，应该重新确认过去40年间缔结的四项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构筑信赖关系。

　　首先，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就如何认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的“反对霸权”进行对话，推动在军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反对霸权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但它在新的时代里显然有了新的内涵。

　　其次，我提出“友好创新”的倡议。“创新”是中国最近常常使用的一个词语。我所说的“友好创新”，就是要在持续40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谋求新的创造性发展。目前，中日双方都出现了过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败的论调。这是错误的，必须根据事实讲道理。

　　最近在中日两国，说“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再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社会需要对安倍当局在历史问题上刺激中国的做法表示明确抗议。对中国来说，不应该忘记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曾经帮了我们。虽然说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却仅有日本的1/5。中国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应该珍惜中日友好关系。

　　友好如何“创新”？我想提议，在日本开展“日中朋友之会”，在中国开展“中日朋友之会”运动。有在中国滞留经历的人和有在日本滞留经历的人都数以百万计，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年轻一代，能够不带偏见地审视对方。超越历史认识问题和政治对立，活跃地开展草根交流活动，开展利用网络的有灵活性的小团体活动，就能够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笔者早就主张，现在的全球化标准是美国标准，中日应该携手主导，努力创立东亚标准，并将其升格为全球标准。日本现在强调欧美国家的“普遍价值观”，看来难以脱离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志向。不过，在今后二三十年间，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力量将会飞跃性地增大，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将下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意识也将被迫发生变化，一定会向亚洲更加靠拢。

　　严峻的中日关系也许会持续几年，但是，我不认为能够持续10年。(凌星光，作者是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