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日本首相安倍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他选择了去靖国神社正式参拜。

　　在参拜后，安倍随即抛出了早已拟好的“首相讲话”，列出几条理由来为其行为辩护：第一，哀悼与尊崇为国牺牲的“英灵”；第二，向“英灵”汇报政权一年来的表现；第三，无意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第四，对参拜靖国神社演变为政治与外交问题表示遗憾。

　　细品这篇可谓精心雕琢的“范文”，虽匠心独运，但并不使人信服。

　　稍微懂点日本近现代史的读者，大多清楚这样一个事实：靖国神社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神社。在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战争中，这里作为日本国家神道的组成部分大多扮演了重要角色。2004年，利用神社春季大祭之机，笔者曾专程到靖国神社调研。当时正值日俄战争100周年，神社内的“游就馆”为此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大量武器原型赫然摆放展厅，美化战争的宣传图片与激扬的文字令人窒息，加上身着战前军装高呼口号者制造的喧嚣，这一切很难与本应无关政治的普通神社对上号。

　　我们再看看，靖国神社究竟祭祀了哪些人。这里之所以备受世人关注，其突出表现是祭祀着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七人及在服刑中死去的梅津美治郎等七人共计14人的甲级战犯。毫不夸张的说，上述人物是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也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这就是安倍语境中应该哀悼甚至是尊崇的“英灵”。

　　更何况，在举世关注日本现任领导人是否参拜的情况下，安倍此番举动也很难不伤害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由此，也注定会成为政治与外交的热点问题，甚至给日本带来一场从未有过的“参拜地震”。

　　对安倍来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为艺术”。既然敢高调去“秀”，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好“挨批”的准备，甚至不排除有应对预案。

　　此次安倍是有备而来。在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二战后，日本无奈地接受了事实，用极其复杂的心态去“拥抱战败”。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沿着“吉田主义”确立的各项原则，致力于经济发展，但在决策层的战略算计之中，大国志向并未消泯。反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变得更为迫不及待，急于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二流”和“军事三流”的不均衡状态。早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日本就正式吹响了政治大国的号角。到了安倍任内，以修宪强军为代表的军事崛起的意味则愈发明显。12月17日，被称为“安保三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整编计划》同时出台。此前，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两个“车轮”的“国家安全会议设置修正案”及“保密法案”也得到众参两院通过。特别是围绕“保密法案”的审议，还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政治动荡，安倍的支持率也一度急挫。

　　由上观之，安倍选择参拜靖国神社，似乎借机在“宣泄”一种情绪，既包含从“拥抱战败”转向“摆脱战败”与军事崛起的大国志向，也包含对日本国力相对衰落的焦虑与无奈，甚或有因无法打开对华、对韩外交僵局的不满与“破罐破摔”。

　　与此同时，此番参拜“致敬”的意味也颇为浓厚。应当说，安倍所要“致敬”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三位一体”的系统，既有他称的为国牺牲的“英灵”，战争遗族与右翼分子，还有对一年来执政成绩的“自得”。

　　通过“宣泄”，安倍意在抒发日本面对大国志向与严峻现实割裂所产生的焦虑和愤懑；通过“致敬”，安倍力图打造一个“有言必行”的强有力政治家形象，以唤起保守舆论的支持，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

　　以上便是安倍此番参拜的逻辑，虽刻意粉饰但难以服众，甚至揭示了一幅令人忧心忡忡的图景，即世界将如何面对一个曾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对自身地位极度不满、意图军事崛起的日本。在上述逻辑并不成立的情况下，安倍甘冒如此政治风险仍执意参拜，既挑战了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有违国际道义与人类良知，也损害了东亚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合作的局面，实非明智之举。从长远看，对安倍政权乃至日本的国家形象来说，“失分”远大于“得分”。（作者：张勇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