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放开详解。

　　“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二胎的政策意味着中国最年轻的夫妻可以有两个子女，只要他们乐意。”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这句“乐意说”只是众多外媒议论“单独生二胎”新政的一个角度。“单独生二胎”政策在历时5年的深入调研和论证后出炉，被外界解读为“顺应民意”，也是中国为保持“人口红利”最大化和持续性采取的还算及时或“略晚了点”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外媒对中国的计生政策褒贬不一，但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独生子女政策已重塑中国社会。当然，中国也频繁地被与进入“超老龄少子化社会”的日本相提并论。如今，在新一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议论中，又出现了“必要说”、“危机说”、“天时地利说”等不同的新视角。

　　人口政策微调需“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理念：这对中共保持经济增长和掌控政权不可或缺。”美国《周刊报道》11月12日发表了这样一番具有“前瞻性”的评论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常被国外媒体称为“独生子女政策”。连日来，有美国媒体猜测说，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不仅会给中国带来房价下降等社会现象，甚至连美国农场主也将感到随之而来的变化，因为中国未来会从他们那儿进口更多粮食。俄罗斯《报纸报》16日在题为“中国兄弟姐妹合法化”的文章中评论说，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可以帮助中国保持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环球网“第一话题”17日进行的网民调查显示，认为“单独生二胎”新政意味着计生工作松动的人占76%，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放松的占2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5日在题为“中国为何现在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报道中，援引一名中国专家的话说，“这是中国走向允许所有夫妻生二胎的中间步骤”。但文章评论说，尚不清楚的是此举将如何改变中国家庭的生育观念，因为“在某些试点地区，出生率仍低于预期并保持稳定”。也有外媒认为，在中国，适合“单独生二胎”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预计该举措不会让中国出现婴儿潮。

　　对于中国“单独生二胎”新政，《日本经济新闻》16日评论说，中国目前面临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不足和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等问题。放开“单独生二胎”有助于增加年轻人口，缓解将来人口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单独生二胎”政策能否实现劳动力人口增加尚不明朗，因为在中国城市地区不想生孩子的夫妇在增加。报道还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一直以人口多作为国力象征，最高领导人鼓励多生孩子，导致中国出现全国性粮食危机。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政治与预测中心高级专家叶丽娜·巴热诺娃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1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像硬币的两面”，中国在控制住庞大的人口规模时，也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等棘手问题。因此，她认为，“单独生二胎”政策是中国为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正面决策。

　　在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看来，中国“微调”独生子女政策的意义重大。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成就大事，必须要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实现“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三位一体”。江原规由向《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当中国意识到“人口红利”可能减少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是“天时”;政策调整关系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等问题，这就是“地利”;但从日本提供的“少子化”教训看，中国“既有希望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也有不想要孩子的家庭”，因此，实现“人和”很难。

　　“中国人口政策更深思熟虑”

　　在“单独生二胎”新政明确之前，有关中国官方宣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40年来少生4亿人”的报道也引起过国际关注。乌克兰通讯社12日分析说，这表明中国政府还不打算完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毕竟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商业周刊》近日报道了“中国计生官员谈少生4亿人口的好处”，同时也提到“中国人越来越形成一种共识，人口老化、劳动力萎缩、性别失衡等问题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压力”。文章说，中国即使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也可能为时已晚，与其他国家极为相似，大部分中国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较小的家庭，甚至70%的农村家庭也只想要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决定人们生育选择的关键因素”。美国《石板书》杂志网站刊文称，中国出生率降低不应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由于避孕技术的发展、女性的独立性上升以及浸淫于全球的流行文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出生率都已急剧下降”。

　　不可否认，有一些国家的媒体和民众，甚至是知识分子依旧对中国推行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缺乏了解。《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在刚果共和国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校园采访时，一群研究生主动问起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有的说：“有西方媒体报道称中国在生育上提出的限制是不尊重人权的。”但这样的疑惑或误解也正在减少。一直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英国人口老龄化学会学者皮尔·波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是中国人口战略史上的成功一步，它通过降低生育率，保障了国民的基本生活，也让中国女性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

　　马达加斯加特别选举法庭庭长弗朗索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仅北京的人口数量就接近马全国的人口总数，中国的人口密度让人难以想象。”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豪登省爱库鲁莱尼市秘书长莫亚义说：“中国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在内的许多长期计划非常值得南非等非洲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政策的优越性体现在其连续性上，在实施家庭计划方面，非洲国家应向中国看齐。”非洲目前有近10亿人口，在11月12日至15日于埃塞俄比亚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大会上，不少非洲国家代表表示控制出生的家庭计划在非洲越发重要。坦桑尼亚食品和药品局代理局长尤古鲁姆说：“采取措施确保国家适龄人口合理分布可以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创造更多经济机会，促进经济和人类发展，而计划生育为之提供了手段。”

　　俄罗斯学者巴热诺娃在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表示：“我本人认为中国的这项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解决贫困问题、节约资源和粮食并将腾出来的物资用于发展生产的角度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意义重大。”她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理性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印度的人口政策就不太成功，贫困人口规模过大。相比之下，中国是“在国家层面实施深思熟虑和相对平衡的人口政策”。

　　同为人口大国并享受“人口红利”的印度非常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新德里电视台、《印度斯坦时报》等主流媒体都对中国“单独生二胎”政策进行了报道。与中国类似的一个社会现象是，现在很多印度大城市的家庭由于经济压力也开始选择少生，一到两个孩子的情况在印度开始变得普遍起来。实际上，印度在上世纪70年代也曾实行过计划生育，采取包括绝育等强制措施，但由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最终不了了之。

　　“有必要向中国百姓解释国家将来的样子”

　　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日渐进入“超老龄少子化社会”的日本成了一个参照体。西斯摩尔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查尔斯·西斯摩尔近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撰文说，未来几十年，不可避免的人口崩溃将危及中国经济繁荣，“这并非一场瘟疫，而是日本式的经济萎靡不振”。西斯摩尔担心，一旦某个社会已适应低生育率，就很难使这艘“战舰”迅速调头，“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大型家庭在经济上已不可行”。

　　美国《周刊报道》认为，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国家能源压力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也随之产生各种拖累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人口迅速老化。美国CNBC网站10月27日曾援引花旗集团研究人员的话说，中国将从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中获得推动力，“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改变人口政策将提升中国经济，中国已达到人口红利成为负担的拐点”。

　　俄罗斯《共青团莫斯科报》12日援引俄社会学家阿列希娜的话说，由于中国的养老制度还不完善，许多居民养老还主要靠儿女。阿列希娜表示，现在中国居民的生育率甚至低于俄罗斯，他们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养老，目前中国的中年夫妇肩上的担子很重，不仅养活双方父母，还要养活双方的爷爷和奶奶。

　　英国学者波特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一成不变，其负面效应将是显见的，一旦中国进入老龄化发展阶段，就会在国际上越来越缺少竞争力。他举例说，北京、上海等城市数以千万计的老龄群体越来越依赖国家的养老金生活，这让政府的公共项目开支不得不进一步缩减，让社会公共福利质量出现下降。同时，现有人口政策会导致城乡人口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加重。伴随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家庭会被一个个小家庭所替代，因为这些小家庭更愿意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福利更好的地区生活，这将直接使大面积的落后地区人口外流、耕地荒废。波特建议，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地区进行适时调整，在户籍管理上也要有魄力彻底消除城乡差别，并从政策上鼓励人们去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发展。

　　中国现有总人口为13.54亿人，根据规划，中国的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对此，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有必要向老百姓解释国家将来的样子，国家实现这种样子后，人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以及为此必须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