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负债是根本诱因

　　距离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崩盘事件已有5年，但全世界依然没能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诱因——过度负债——找到解药。多数经济学家、央行银行家和监管者们非但没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甚至还相信持续保持低通胀就能确保金融稳定。2009年春季的官方预测既没有预见缓慢复苏的到来，也不知道原本局限在美英两国的危机竟会迅速在欧元区引爆。

　　缺乏远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种对金融创新不加分辨的推崇；另一个原因是欧元区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持续积累了数十年的高负债，而且私人部门甚至比公共部门更多。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描述的那样，债务可以推动过度投资的不断循环。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正是由来于此。债务还能推动现有资产价格的上升与暴跌：过去几十年的英国住宅市场就是最好例证。当年景好的时候，不断提升的杠杆会让潜藏的问题看似不复存在。事实上，在美国人正在遭遇实际工资水平停滞或者下跌之时，次级贷款反而使他们产生了虚幻的财富增加之感。但在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区间，累积的债务就会起到一个强大的遏制作用，因为过度杠杆化的企业和消费者都减少投资和消费以偿还贷款。

　　因此，私人部门杠杆水平以及公共债务负担都应作为关键金融变量来对待。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关政策在危机爆发前对这两个变量的无视就是最重大的失误，而许多国家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那个自由金融市场可以催生有害杠杆水平的根本现实，就等于没有从2008年危机中汲取最重要的教训。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

　　银行业对风险的管制不足

　　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首先是银行业对风险的管制不足，使许多贷款在金融体系中泛滥，拖累了整个银行系统。

　　其次是小部分投机者暗中操纵价格和资源分配，扭曲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使小部分群体受益。一旦资本主义存在的漏洞被人利用，就会演变成一个大问题。

　　——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全德健

　　经济脆弱性带来政治脆弱性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各国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直接导致了失业率升高、贫困增加和社会稳定性、安全性降低。但面临这种金融乱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免疫力。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增长为基础、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性。

　　由此可见，经济的脆弱性带来了政治的脆弱性，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在此大背景下悄然到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面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大国，国际话语权增加，政治上的自主性增强。这些国家抓住机遇，寻求更平等地治理世界的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反思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巴西等国开始重整制造业发展。巴西“去工业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政府加大力度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本国制造业复苏，既要扩大规模，又要在高新尖技术领域有所突破。

　　——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梅林

　　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重要引擎

　　应对危机所需的政策反应变得更为复杂

　　5年后反思这场金融危机，老的教训是，过度杠杆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危机和长时间的经济下滑。新的发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第二，如今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联性比以往更强。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危机会扩散到其他地区，成为更广泛范围内破坏稳定的因素。

　　因此，应对危机所需的政策反应就变得更为复杂，做出正确反应也更加困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减少财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金融危机持续到现在已经5年，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但过于乐观为时尚早。我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两三年后世界才有可能走出其阴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借债，导致国家负担严重而产生债务危机，现在这种情况又在某些欧洲国家上演，这些国家为了减少财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近期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直在努力寻找走出经济危机的“药方”，众多建议的可行性和最终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

　　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体现

　　本轮经济危机已走过5年，现在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国际垄断资本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是造成本轮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各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金融市场过度投机和全球金融体制不健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泡沫持续膨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既是美国经济体制弊端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体现。

　　——南非工业开发公司研究与信息部主任马亚

　　暴露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上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全球经济失衡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说、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失衡说、金融家贪婪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说、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说等等。无疑，这些解释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我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

　　表面看来，这场危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突出特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过度所引发的债务危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然而，在这种负债消费的背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与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之内。国家之间的分工、产业内的分工、产品内的分工影响着一国的生产与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对应的制度规则安排决定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能力。这和封闭状态下一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形成重大区别，而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顶端，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以苹果平板电脑为例，2010年的市场售价为499美元，其中苹果公司获得的收益占30.1%，分包商（主要在发达国家）占17.6%，原材料与零部件成本占30.9%，批发与零售占15%，剩余为劳动力成本。作为平板电脑的组装者中国只占总价值的1.6%。如果这只是实体经济内的分工格局的话，那么在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工中，发达国家因主导金融业而获得的收益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所在。

　　国际分工与发达国家负债消费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机制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发达国家是世界货币的持有者，如美元、欧元。以美国为例，多年来美国一直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有顺差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之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是因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些国家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并不能在本国流通，只能重新回流到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美国人可以分享低利率的优势，从事负债消费，购买房屋和有价证券；另一方面，资本流入推高了美元资产的价格，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获益。换言之，顺差国的资本回流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奠定了基础，当然也间接铸成了资产泡沫。美国人的负债消费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进口与贸易逆差规模，客观上又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与生产。因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再循环。美国的消费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成为拉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引擎。不幸的是，资产泡沫不可能永远膨胀下去，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借助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机制，把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扩展为全球金融危机。

　　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家的过度冒险投资行为、缺少对美元无序发行的国际监督机制、“9·11”之后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等失误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在金融危机的不同阶段和领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来自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

　　以上内容由本报记者孙天仁、暨佩娟、颜欢、吴成良、苑基荣、谢亚宏、王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