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组成部分

　　论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组成部分（厘清钓鱼岛问题②）

　　大量历史文献无可争辩地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最晚从明清两代开始，钓鱼岛已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明朝之初，钓鱼岛已纳入中国疆域版图。嘉靖十三年（1534），明政府派给事中陈侃前往琉球，册封琉球国王。陈侃在其所著《使琉球录》中记载道：“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今彭佳山），过钓鱼屿（今钓鱼岛），过黄毛屿（今黄尾屿），过赤屿（今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一记载，清楚地指出了钓鱼列岛在中国疆域版图之内。

　　类似上述的记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朝的又一任册封使郭汝霖在《使琉球录》中写道：“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 “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意为赤屿（即今赤尾屿）乃是对着并连接琉球地方之界山。山，古意即界山，也就是说赤尾屿以东是琉球海域，以西是中国海域。

　　正是由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所以从明代开始就把钓鱼列岛纳入了海防范围，对其实施了有效管辖。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由福建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编著的《筹海图编》卷一《沿海山沙图》中，“福七”、“福八”两图不但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以内的情况，而且标明了这些岛屿的位置与统管区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吏部考功司徐必达根据《筹海图编》中的“万里海防图”重绘《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图中把钓鱼列岛明确标明在中国海疆海防范围内。

　　实际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中国辖地，也是当时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的共同认识。

　　1650年，琉球国相向象贤监修的琉球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记载，古米山（亦称姑米山，今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今赤尾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

　　琉球大学者、紫金大夫程顺则在其所撰《指南广义》（1708年）中记载了“福州往琉球”的针路，该书附图中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连为一体，与古米山之间成一明显的分界线，表明古米山是中琉分界线，钓鱼岛界黄尾屿、赤尾屿是中国岛屿。

　　1719年，日本史地学家新井白石撰《南岛志》所绘琉球国全图，即以最西南端的与那国岛和西南端的久米岛为琉球国边界，钓鱼岛不在琉球国全图之内。

　　1809年，日本学者高桥景保绘《日本边界略图》中，也未将钓鱼岛列入琉球。

　　一些西方人的著述也有上述类似记载。如，1809年法国地理学家皮耶·拉比等绘《东中国海沿岸各国图》，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颜色；1811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1859年美国出版的《柯顿的中国》、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等地图都将钓鱼岛列入中国疆域版图。

　　近代以后，中国加强了对钓鱼岛的管辖。同治二年（1863），胡林翼、严树森等编绘的《皇朝一统舆图》用中文地名标出了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而凡属日本或琉球的岛屿，皆注有日本或琉球地名。作者在跋文中特意注明，“名从主人，如属于四裔，要杂用其国家语”。这明白无误地说明钓鱼列岛是中国的领土，与日本毫不相干。

　　1871年编写的《重纂台湾通志》将钓鱼岛列为台湾宜兰县的海防要冲。其载，“噶玛兰厅即厅至北界三貂，东沿大海生番聚处……厅治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厅营分防，又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舶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船。”

　　综上所述，至晚从明朝开始，钓鱼列岛就已成为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据目前所见文献，日本人首次探察钓鱼岛是在1884年。1884年，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登上钓鱼岛，随后向冲绳县地方政府予以报告，冲绳县政府随后对钓鱼岛展开调查，并提请日本中央政府在钓鱼岛建立国标，但为中国方面发觉。由于顾忌钓鱼岛属中国领土，日本政府未敢轻举妄动。

　　在甲午战争后期，日本已稳操胜券，日本政府认为窃取钓鱼岛时机已经成熟。1895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在钓鱼岛修建界桩事宜，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以秘密决定的方式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归冲绳县所辖，日本就此窃取了中国钓鱼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