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再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是李安继《断背山》之后第二次获得最佳导演奖；算上电影《卧虎藏龙》获得最佳外语片奖，李安已经三次问鼎奥斯卡了。

　　李安获奖自然让华人自豪，但也让人感到酸涩。我们对奥斯卡的感情，经历了有时爱有时恨，有人爱有人恨，既爱又恨，既爱又怕的过程。但不管是爱是恨，它评出的作品都被争相观看。

　　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无缘问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大文艺奖——诺贝尔与奥斯卡奖，如今在这两大奖的颁奖台上，都出现了中国人的面孔，这当然令人高兴。但作为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我们却总是成为技术与艺术世界峰会的旁观者。在技术上，我们还陶醉在年代久远的四大发明中。我们给他人的发明打下手，造就了庞大的体力劳动大军，为发达国家“组装发明”或生产配件。在艺术上，我们自豪于同样古老的四大名著中，“四大”之后，只有“自大”。

　　艺术水平的评判不像技术那么直观，这给人以自欺欺人的可能。而且文明程度越低，就越难对文艺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哪怕在文化一片肃杀的“文革”期间，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大国。但随着媒体的发达，视野的开阔，文化上的“夜郎”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自大了。

　　一直以来，我们承认在物质上逊人一筹，却自认为在精神和文化上高人一等。在物质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是在逐渐缩小，但在文化上，差距并不见得拉近，在某些领域甚至越拉越远。

　　文化发展与物质发展未必总能同步，但当文艺创作雷区密布，思想观念设限诸多，甚至连遣词造句都要小心翼翼时，文化发展就注定要与物质发展错步了。

　　李安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李安，是因为他获得了自由创作心态。李安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会为奥斯卡拍片，也不能为钱拍片，甚至也不能为艺术拍片，找到知音就是很幸福的事。

　　为知音拍，而不是为“米饭班主”拍；根据自己的艺术信仰拍，而不是根据指令拍，这就是自由创作意志的体现。李安假如也要到横店影视城拍抗日影视，成为“杀死”十亿日本鬼子的导演之一，他还能站到奥斯卡领奖台上吗？相信他连进入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都不够格。

　　在为李安再次获奖感到自豪时，我们该为自己的创作状况感到自卑——文艺创作最好的奖是自由；有了这种“奖”，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怕成不了世界大奖的领奖常客，然而这样的“奖”却被李安他们“垄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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