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应21世纪”这一论题一时间震动了国际舆论界。《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惊叹，进行这种颇有些“政治不正确”的讨论在过去是绝对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为资本主义诊脉探病、寻医问药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受到热议。《经济学家》杂志还设专栏讨论这一问题，称“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强劲的敌人”，“21世纪的战争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之间展开”。国际投资领域巨头凯雷集团总裁鲁本斯坦甚至表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超越美国的市场模式”。
的确，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一直没有停止为这场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寻找理由，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言，所有的“替罪羊”都被揪出来批判，但仍是隔靴搔痒。
事实上，当今世界任谁也找不出不存在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所言，“第一个伟大的后来居上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提出者正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汉密尔顿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报告称，为有力抗衡已率先展开工业化的英国，美国必须提高关税，限制英国商品的进口，同时采取一系列扶持制造业发展的举措，以促进美国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这些报告被称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预言书”，它所崇奉的国家主义原则对美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我们转视今日的美国，也同样会发现，“政治与财富的联姻”是多么根深蒂固。据统计，2011年离开美国国会的120名议员中，39人从事游说业，为各类大公司和商业组织服务；328名奥巴马政府前官员卸任后进入各类公司高层；而过去10年中，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可以说，在西方国家，政治和商业精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分利联盟”，运用国家和政府权力服务经济并不是什么秘密。
西方热炒“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反映了过去数十年中过于强调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所陷入的深刻困境：一是短期面临“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缺动力”的稳健复苏困境；二是中期面临“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重构福利制度”的发展转型困境；三是长期面临全球治理合法性受损、主导权下降的霸权护持困境。此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深度全球化的“负效应”正集中显现，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它们逐渐感到最近10年全球化造成其产业竞争力下降、技术优势受到削弱、就业机会流失等严重问题，通过掌控国际机制所获取的“全球化红利”在不断减少，在很多领域不得不与已拥有强大资本力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展开较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赶超型国家”的战略焦虑感日益增强，应对之策就是要借助“全球经济再平衡”、“国家资本主义”、“汇率操纵国”等形形色色的名头，通过重塑国际规则来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更大的约束。比如，奥巴马政府近期正式成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专事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欧盟委员会正考虑在没有收到欧洲企业申诉的情况下对中国等国的“贸易补贴”展开调查，以抵制“中国国企对欧洲企业利润的挤压”。
在一个西方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所谓“开放、自由、透明、公平”的经济竞争是无从谈起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整合分散的商业、贸易和金融资源，尽量弥补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劣势，规避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固，世界经济低迷有可能长期化，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围绕发展模式和全球经济规则重塑所展开的较量日趋激烈，金融危机还将促使国家和市场关系进行新的深刻调整，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引领性角色或将进一步凸显。正如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迪克所言，“放任主义和国际技术官僚并不能提供一个民族国家以外的可靠替代品”。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应不应主导经济，而是在于国家如何在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在财富创造、管理和再分配之间维持良性平衡。（赵明昊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