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北京举行。本轮对话的主要目的有三：回顾过去，总结历次中美对话的经验和共识，为今后对话提供借鉴和启示；维护大局，确保今年两国关系稳中有进，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规划未来，探索中美共同建设相互尊重、良性互动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应运而生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由2005年以后举行的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演变而来的，逐渐成为两国战略性沟通的重要平台和管道。
一是适应了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作用下，发生更加深刻的演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增多，另一方面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双方的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各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征愈加突出。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都无力独自应对全球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此过程中，美国难以重温单极独霸的旧梦，转而提出建立“多伙伴世界”，改善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国一直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推手之一以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双方都需要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进行对话、协调与合作。
二是适应了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中美关系早已从上世纪70年代单一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关系走向合作领域更加广泛、交流层次更加深入、利益交叉更加复杂的全面关系。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日益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新安全观；美国选择了极力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继续标榜自己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旗手，但又不得不调整全球战略，寻求重新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最初企图用“人权”衡量中美关系，最终选择与中国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一度试图给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的标签，但“形势比人强”，最终选择与中国构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开启了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对话磋商机制；奥巴马政府认为“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的未来”，上台伊始选择与中国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同中国就提升两国对话与沟通的水平达成共识，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于2009年4月举行首次会晤时正式宣布开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对话机制的建立正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折射出两国关系新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双方探索中美建立什么样的大国关系的迫切愿望。
二、形式独特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形式独特，举世鲜见，意义非凡。
其一，突出战略性。对话主要围绕涉及中美关系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展开。双方对话不回避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歧和争议，但有不拘泥于双边关系具体事务，重点在于从战略高度回顾和展望两国关系，根据两国元首互访和会晤达成的共识商讨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确立合作的领域、框架和基调，规划议事日程和目标。战略性不单指战略安全、国际格局等政治、安全问题。中美共同面临的经济金融问题也要从战略角度和宏观层次来审视、对待。
其二，强调联系性。对话涉及的政治、安全、经济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战略层面和现实层面也是经常不可分的，要联系起来看。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贸易投资、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也都是跨部门、跨领域的，更不是靠中美任何一家能够单独应对的。两大国不同领域的主管部门齐聚一堂，坦诚交流，有助于开阔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推动问题更全面、有效解决。
其三，重视立体性。对话参加部门范围广，层次高，正逐渐形成跨部门高层和工作层沟通和协作网络。除大范围会谈外，对话期间还举行两国元首的四位特别代表小范围会谈、主管部门对口磋商等。在年度定期对话之间，四位特别代表还通过灵活多样的小范围会晤、不定期通话等形式保持密切沟通。不同部门围绕不同议题形成跨部门对话与磋商机制，并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后不间断运作，继续落实对话共识，同时为新一轮对话做准备。战略对话框架下建立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新对话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同两国间60个左右的不同领域的对话磋商机制形成了互不取代、却又相辅相成的关系。此外，上述部门还参与了国际和地区间重要的对话磋商机制，两国部门在这些对话磋商中也保持了沟通与协调。围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呈现出网络化的沟通和磋商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