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FT网站4月17日发表评论文章《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14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展示了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外交斡旋。正如阻止灾难性冲突必须发起创造性外交行动一样，谁都不应怀疑，伊朗是在极端的胁迫下不情愿地走上谈判桌的。伊朗所遭受的制裁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史无前例，加重了它反抗安理会命令的代价。
巴拉克·奥巴马公开倡导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大力反对“贸然发起战争”。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诉诸战争：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将发起进攻。奥巴马明确提出了容忍底线，以及伊朗打破底线的后果，这一泾渭分明的立场正是长期以来严重缺失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谈判中充斥着目的和幻想，但即使在一开始显露出困难迹象也不容失败。
我们知道，伊朗将在其政权骚动和变化之际，面对世界。引人注意的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及其扈从正在遗忘巴列维国王以及多年以后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带来的教训。这位最高领袖正把权力作为国家支柱加以维护，而他的对手的影响力正在削弱。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将使伊朗政权更容易发生自下而上的变革。眼下，这或许会使伊朗成为更加规矩的谈判伙伴。
所谓的“六方”有一个当务之急：使它们之间脆弱的协定具有可信度，打造统一的目标，使伊朗无法获得其他的支持或者安全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六方”必须从冷战期间宿敌之间的谈判模式中吸取经验。要取得进展，如下五点至关重要：
第一，远见。伊朗问题的协议方案必须清晰起来。一方面，伊朗必须表明其核计划不会用于军事目的。考虑到伊朗一直以来含混其辞，做到这一点有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必须同意，只要伊朗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就有权开发民用核能。
第二，建立起透明的核查机制，使人们对伊朗现有浓缩铀的管理产生信心。相比于纯度为20%和3%-5%浓缩铀储备的命运，国际社会对伊朗承诺的信心更加重要。没有这种信心，人们将难以相信伊朗不会在其他地方重新秘密进行铀浓缩。
第三，制裁。俄罗斯表示，如果伊朗举止规矩，应该逐步得到奖励：当伊朗对国际社会的担忧采取相应行动时，应该解除制裁。但是这样做的危险性很明显：如果解除制裁，伊朗可能出尔反尔，重拾被禁的行径。这正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的方案及其核查机制必须清晰。如此一来，如何以及何时解除制裁都将变得透明，就和缅甸的情况一样。
第四，地区背景。伊朗认为周边遍布敌人——随着叙利亚政权的衰弱更是如此。只要伊朗怀有这种心态，那么它即便不是充满敌意，也会极度谨慎。国际社会必须理解这里的地区局势。同时，海湾国家必须愿意认可伊朗的合法利益，不要再把自酿的创伤归咎到伊朗头上（例如巴林）。
最后，考虑到美伊对抗，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取代。美国在选举年面临特殊压力，但是它手里握着王牌。在伊朗人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权势爱恨交织。奥巴马试图继续利用这一优势是正确的。美国意图清晰、承诺明确是伊朗进行战略评估的关键，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协议。
要求在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存在绝对的确定性是愚蠢的。两代政治家放弃追求绝对霸权，选择战略性的忍耐和安全协定，才给世界带来了非凡的稳定，并避免了核战。谁都不能妄想，现在可以通过别的方法实现世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