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们纪念了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是个什么情况？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欢呼雀跃，我们内部悲观者增多。但在这危机时刻，邓小平看到的却是中国的机遇和希望。他认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了天安门风波“是一定要来的”，早来“对我们比较有利”。他告诉来访外宾，对东欧乱象，西方“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东欧剧变后，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
苏联解体才20天，他就开始南巡。在整个南巡中，他反复呼吁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随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迅猛发展，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转眼间，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迅速的财富增长。
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倍，但我们一些人却被西方话语忽悠，越来越没有自信，这实在说不过去。中国确实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好，这是我过去20年走访百国之后得出的简单结论。
有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但即使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和别人竞争而胜出。这说明我们可以先肯定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再探索和改进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在越来越多方面超越纽约那样。
有人看到“阿拉伯之春”，认为这代表了世界潮流。以我个人之见，这些国家几乎都陷入混乱和动荡，“阿拉伯之春”似乎正在变成“阿拉伯之冬”。有人看到台湾这次选举相对太平，就认为中国大陆也要走这条路。其实台湾“民主”一路走来，经济滑坡，社会分裂，今天的台湾很大程度上在靠大陆“输血”。好在“台独”的本钱已经输光，台湾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最依赖的经济体之一，“台独”意味着台湾经济的崩溃。本来台湾还有人指望台湾“民主”可以成为照亮大陆的“灯塔”，结果没想到这个“灯塔”却照亮了台湾未来的选择：顺应历史大势，走向与大陆的统合。
这一切背后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危机。这种原教旨主义基于三个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即治国不必靠人才，只需选举程序正确）。这三个假设今天看来一个也站不住脚。这种基因缺陷决定民主原教旨主义必然走衰。从希腊债务危机到美国金融危机也反映了这个趋势。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我们一些人还是自信不起来，处处唯西方话语之马首是瞻，这只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我看好中国的前景：只要我们继续走自己的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内斗，不折腾，再过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中产阶层（暂且采用一个对西方也完全适用的经济标准，即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一套产权房）的人数，估计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西方现在还不愿意承认中国1949年革命的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模式，到那个时候，西方将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我们不必太在乎这种承认。中国今天握有一手好牌，我们应当更加自信，笑到最后的将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