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各种议论声也不绝于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国模式”的赞扬声，也有一轮又一轮驱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但同时也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动力。面对“中国威胁论”日益成为一些国家惯用政治手段的现状，我们应该淡定从容、主动作为，采取多种方法应对它。
“中国威胁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实，“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由来已久，总的来看，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基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开始了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宣扬。
“中国威胁论”根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家，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开始疯狂海外殖民，与此同时制造出“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
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有关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威胁”和“内在的残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国众多主题中颇为显著的一条。
“黄祸”威胁的缘由五花八门，他们或担心中国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或恐惧中国人可能的“种族仇恨”，或忧虑中国人可能的“觉醒”，或担心中国对西方商业上的可能冲击等等。对来自中国“黄祸”的恐惧，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外部压迫，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西方世界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冷战需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对新生政权全力封堵包围。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与“联合国军”展开殊死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大谈中国军事威胁，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牌效应。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中国被歪曲为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的“专制、好战的红色恶魔”。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巨大冲击，并走向发展崛起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矛盾冲突，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后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军事力量持续增强。面临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中国周边国家，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
与此相呼应，西方学者发布相关理论，从文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一步论证“中国威胁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并引发战争。
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更不容易发生战争，而中国之类的“专制”国家则制度性地蕴含着更多的战争可能性。这一期间，美、日等国报刊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如《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鼠年》、《红龙跃起》、《美国太平洋海洋统治遭遇中国挑战》、《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等，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与前两轮“中国威胁论”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就其宣扬主体而言，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周边相关国家。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