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发表劳尔·兹贝奇题为“巴西宣布对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战”的文章，称巴西总统罗塞夫一直在抱怨欧洲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海啸”损害新兴国家的工业，并表示将采取一切保护本国的措施。
这可能是继2009年3月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后，新兴经济体向欧美货币霸权发出的挑战。在文章中，周小川提议应“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改革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提议一度引发全球金融界的强烈关注。
不可否认，美欧经济已趋于好转，这固然与其自身压缩财政支出、刺激实体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欧主动（或被动）启动“货币战”亦是关键因素——主导货币的持续量化宽松、汇率的持续贬值以及利率的持续下调，从而既可达到变相减少自身外债额度、又可达到直接提升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双重目的。
而这种“货币战”所造成的负作用，被更多的转嫁至新兴国家。以我国为例，自2008年3月次贷危机持续爆发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10.4%、兑欧元累计升值25.1%；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顺差已从2008年的2954.6亿美元，降至2011年的1551.4亿美元，降幅高达47.5%。今年2月份我国贸易逆差额度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之最。
新兴国家挑战美欧货币霸权势在必行。不仅因为美元和欧元占到全球储备货币的60%以上，占全球结算货币亦高达50%以上，更因为美欧经济逢低谷之时，必然会有货币量化宽松和汇率贬值的冲动。而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的绝对优势，相对弱势的新兴国家虽可追随其量化宽松，但却极易引发自身高通胀的负作用，而如果追随其汇率贬值，则必将引发更为难解的全球汇率争端。
事实上，对此新兴国家近几年亦可谓动作频频——以我国为例，自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央行已与中国香港、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近万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我国更与中国香港、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双边贸易直接结算，与印度银行亦已形成双边货币直接结算的协议，而与巴西的双边结算本币结算系统亦早于2009年即已达成共识，以大幅减少结算环节的美元中介功能。
当然，新兴国家在全球货币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扭转。美元垄断已逾百年，欧元亦是通过打造欧元区的集体货币才逐渐形成相对优势，但仍在欧债危机的强大冲击下，险些分崩离析。新兴国家要挑战美欧货币霸权，需要在确保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安全监管到位之下，系统筹划循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