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3月15日发表题为《当心美国游说集团》的文章，全文如下：
“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已成为对现状感到愤怒的美国人的泄愤渠道。但如果美联储（Fed）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说的没错的话，那么活该被声讨的就不仅仅是华尔街。他打趣说，还应该出现一个“占领K街”（Occupy K Street）阵营，以抗议在华盛顿著名（或是说臭名昭著）的K街上工作的游说者的权力。
沃尔克应该明白。两三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邀请他加入他的金融改革团队后，沃尔克发起了一场改革，将银行自营交易业务与存款业务分离。这引发了银行雇用的游说者的愤怒抗议。因此，“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的力度可能会遭到削弱。
但交付K街游说的问题不仅限于银行业。前些天，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召开了一次有关商政两界交汇点的会议，会上，哥大教授沙雷恩·奥哈洛伦（Sharyn O'Halloran）透露，近年来，企业每年在游说者方面的花费高达35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如今，华盛顿的全职说客数量在1.5万人左右（根据对说客的狭义定义计算），增速也很快。甚至在经济萎靡之际，K街也出现了就业增长。
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正越来越深地延伸到企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促使企业争相“影响”监管规定。另一个原因是成本。35亿美元看似一笔大数目；但对大公司来说，聘用游说人员的成本并不高，无法与聘用顶级律师或银行家的成本相提并论。
但回报却可能是惊人的。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估计，能源行业游说投资的回报率有时会达到3000%（即将企业因规定更改而赚取的额外利润与游说费用相比）。尽管这些例子有些极端，但投资说客通常会获得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会等团体不断展开游说之际，企业如果不这样做，代价将高得惊人。难怪金融、医疗和能源领域的游说支出最高。
这场游说“军备竞赛”令沃尔克大为吃惊，也吓坏了很多选民。鉴于富有的美国人不断寻找新方法影响政治竞选，这就变得更为可怕了。但在K街飞速壮大之际，一个悖论出现了：如果你与学者和企业领袖交谈，你会听到他们抱怨称，企业参与政治的程度仍然太低。
尽管企业会花钱就一些小问题进行游说，但它们基本上参与不到大规模政策辩论中来。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联合主席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最近呼吁企业领袖，支持两党共同提出的美国债务问题解决方案。积极响应的企业领袖相对较少，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批评，要么是过于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务，亦或是他们过于“全球化”，认为自己在美国的利益不值得如此投入。
因此，尽管游说者在为小问题辩护方面极度活跃，但企业在大问题上只能袖手旁观。很多人说，这种“精神分裂”是种悲剧；而美国政治形势一直受到僵局和领导力薄弱的困扰，或许可以从企业智慧中受益。
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哥伦比亚大学的会议抛出了一些思路。一些企业领袖——例如花旗集团（Citigroup）副主席路易斯·凯顿（Lewis Kaden）——表示，他们正试图重新定位他们的“政府关系”部门，以应对重要的政策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呼吁大学院校成为企业和政客之间的“中立”会面地点。一些人则呼吁增强透明度：企业向股东披露游说活动，而政治家透露关键的企业支持者。
但不要指望这会很快实现；尤其是不会在大选之年出现。随着更多资金流入政界，人们的共识是K街将继续壮大。不过，这一切将远离选民的视线，还会远离（迄今为止）那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帐篷。（吉莲 邰蒂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