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元对主要货币总体呈现跌势。美元贬值，似乎对美国缓解自身债务压力有一定积极作用。较之于深陷泥潭的欧元区国家，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情况下，美国经济与欧盟经济呈现出两种态势。
截至2011年底，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99.5%，超过了欧元区国家87%的平均水平，仅次于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美国当前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超过二战后的平均水平，已接近战争时期的最高点，财政赤字状况也超过了1983年里根时代最艰难的岁月。然而，美国沉重的债务负担并未造成持续的市场恐慌，甚至在面临债务上限危机以及国债被降级之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依然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与欧洲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欧洲经济在危机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增长低于国债收益率水平，长期偿债能力令人质疑；而美国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态势，体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此外，尽管美债上限危机暴露了美国政府债务管理能力的不足，但危机很快得到解决，对市场信心的影响不是非常严重。
第二，金融危机后，长期低迷的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迅速陷入严重衰退，且复苏缓慢，形成了没有更好、只有更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金融市场成了避险天堂，出现了全球金融市场越动荡，全球资本越涌入美国的现象，从而在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
第三，由于全球国债评级话语权掌握在美国评级机构手中，美国国债降级迟缓，而欧洲国家国债则频繁遭到连续降级。很多投资机构对所持债券具有一定的评级要求，在市场信心脆弱的时候下调评级就会造成投资者抛售债券，进而加剧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上述因素为美国应对债务危机留出了充裕的时间，也使美国做出了不同于欧洲的政策选择。一般来说，化解债务危机不外乎增税、减支、经济增长以及违约等几种方式。美联储在应对危机的政策上表现得更为灵活，比如暂时放弃稳定物价的目标，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降低了美国国债再融资的难度和成本，而且降低了国债利息支出的财政负担。当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4%，而6%的通胀率就可以使美国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5年内降低20个百分点，达到完全可持续的水平。
不过，量化宽松的外溢效应则是“软违约”。美联储近期称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维持到2014年。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一战以后的德国以及二战以后很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通过通货膨胀稀释主权债务的案例屡见不鲜。
尽管美债、欧债问题呈现两种发展态势，但是都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尤其给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带来巨大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