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接待了两位参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他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后，提出希望馆方在展示日本侵华罪行照片时，尽可能减少带有血腥场面的照片，不要过多地刺激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免参观后产生厌日、反日情绪。言下之意是中国不要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反日”教育基地。如此言论出自日本官方和媒体不奇怪，而出自于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日本学者之口，笔者还是第一次亲耳所闻，令人惊讶。
笔者一直从事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与日本学者交流较多。在此前的交流中，更多的是就历史史实和历史认识等方面进行讨论，但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战类纪念馆的历史展示和历史教育表示担忧还是近年的事。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日本学者之所以出现上述言论，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日本媒体或官方人士指责中国历史教育的舆论环境。指责中国抗战类纪念馆是“反日”教育基地的言论集中出现于2005年的日本媒体。此前日本有关方面人士曾来我馆交涉过，希望馆方尽可能减少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的照片。日本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对馆方展出的一些照片提出质疑，对馆方施压。这些声音和做法误导了一般日本民众甚至历史学者。
二是源自日本长期否认或掩盖侵华历史罪责的社会环境。笔者多次访问日本，每次都去日本的书店看看，日本右翼势力出版的著作占据了历史书中大部分，且摆在十分显眼的地方。那些正确认识历史的书籍很少，且很少有人问津。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右翼势力的历史观在日本正逐步蚕食正确的历史观，导致进步势力越来越萎缩。这种社会环境正在影响着日本社会各界，也包括日本学界。
三是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意识。日本战争类纪念馆的历史观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战争受害者历史观，以日本广岛和长崎“原爆”两个纪念馆为代表，展示内容是日本遭受原子弹伤害的悲惨，但是从不展示日本为什么遭到如此的伤害，将战争加害者装扮成战争受害者。这一历史观在日本占据主流，影响了大多数日本人。第二种是鼓吹“侵略战争有理”历史观，以靖国神社游就馆和日本各处战争遗迹为代表，这些地方都鼓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帮助亚洲各国摆脱欧美列强欺压的所谓“正义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宣扬“殖民有功论”的历史观。第三种是战争加害者历史观，以冲绳和平纪念馆为代表，能正确地反映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责，呼吁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战争类纪念馆在日本极少，影响也很微小。
四是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方法是从小处和细节入手，注重描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这种方法有可取之处，但是只关注细节，不关注历史事件的性质，只能说是微观研究，没有宏观研究，影响了其对历史事件的整体认识。
尽管两国间由于记忆、描述、传承历史的方法不同，各个层次的历史认识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对于学者来说，绝对不能受媒体、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必须本着尊重史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冷静深入研究，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应该带头反思本国的历史教育，正确引导日本社会大众的历史认识，也只有这样，中日民间感情才可能真正迈过历史问题这道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李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