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到数百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许不仅是2011年美国政治的一个注脚。在2012年这一大选之年，“占领者”举起的“1%对99%”标语牌，已开始推动美国社会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思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十多天前的“国情咨文”中也指出，经济不平等现象正危及中产阶级与“美国价值”。奥巴马的这一表态切中美国社会分化与政治两极化的严峻现实。
“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以来，多数美国中产阶级虽只是驻足观望于华尔街的拐角，但他们对“占领者”的进步主义诉求感同身受，对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及其制度根源感到不满和愤怒。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所未见，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要高，或已超出“健康社会”的范畴。据统计，1%的美国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和社会总财富的三分之一。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纽约时报》去年底进行的联合民调，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1%最富裕美国人的税后收入自1979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而处于金字塔底部的80%美国人同期收入仅增长了三分之一。美国企业主管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现在的300倍。
崇尚“个人奋斗”、“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原本对贫富差距并不敏感，公众心态的改变缘于收入差距的经年累积，更缘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索希尔分析认为，在金融危机的糟糕形势下，人们感到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从前，多数美国公众都相信自己有成功的机遇，自己的下一代可以通过勤奋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许多美国人似乎已认定，按照现行的“游戏规则”，他们可能无法改变这一差距。与此同时，家庭背景正在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实现美国“中产梦”的机会来看，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子女是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的两倍。
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税收制度“进步性下滑”只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原因。雅各布·海克、保罗·皮尔森等政治学者指出，这一现象更反映了美国“社会精英”不断增加的政治影响。许多超级富人在金融领域工作，付出过大笔政治捐款。美国国会保持对对冲基金经理的低税率，正是这种政治影响的体现。
他们指出，这种“胜者全得”的经济体系，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图景”。在现行制度下，金融收益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精英，而风险则由未受保护的中产阶级来承担。它同时助长了政治极化、社会不信任情绪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敌意，可能“扭曲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转方式，让金钱不断增加对政治与权力的影响”。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经济平等”，显示出民主党及其个人的“进步主义”特点。美国社会也正如奥巴马所言，面临两种发展前景的抉择：或接受社会两极分化，或恢复经济平等。不过，奥巴马的首要任务并非跟制度和富人较劲，而是赢得竞选连任。近期奥巴马民意支持率的稳步回升，说明适度向“99%”靠拢也许是一条胜选之路。而在两党极端对立的政治形势下，任何对税制、竞选融资等实际问题的改革都不会顺风顺水。（驻华盛顿记者 余晓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