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
刘中民（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
动荡是由内因引起
主持人：从去年底开始的西亚北非动荡至今仍未停歇，虽然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导火线与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动荡是内生因素引发的。您对此有何看法？这些动荡国家的出路何在？
安：中东动荡起因有很多，从内因而言，首先发生动荡的国家国内矛盾激化，民生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老人政治引发一系列问题，贪腐现象严重等等；其次，伊斯兰极端思潮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从两个不同方面的冲击；第三，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但是政府又配合美国的政策，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上述原因一下子总爆发导致了动荡的发生。这些内因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其总爆发则与国际因素有关：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埃及突尼斯动荡都是因为民生问题所引发；美国霸权走向衰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在中东进行收缩；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长期发展停滞不前的阿拉伯国家起到了激励和示范作用，还有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等先进技术在中东动荡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干预，使得事态变得更为复杂，越来越激烈和扩大。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动荡的主因和起因是内因。
刘：的确，这一年来的西亚北非动荡，还是能总结出一些共同点，第一，从表现形式来看，动荡国家都出现了民众抗议浪潮，而抗议都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第二，抗议民众的诉求集中于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方面；第三，动荡都呈现出地区性、跨国性特点，受到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第四，从目前看来，动荡国家看不到独立或者占主导性的领导阶层，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第五，参与抗议的民众以青年为主体，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而社交网络、手机新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当然，这些动荡也有不同点：首先，从区域性来看，存在北非国家与海湾国家的差异性；其次，引起的危机程度和形式不一样，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都发生了政权更迭，而巴林等海湾国家虽历经动荡，但是目前局势趋缓；最后，西方反应的方式与干预程度也不一。如，在对待利比亚问题上，西方采取了直接军事干预，而坚决逼当权者下台，在埃及、突尼斯问题上，西方则采取了顺势而为、外交施压的方式，起初是对当权者采取“保”的态度，随着形势发展，又放弃当权者，站在反对派一边。对待巴林等海湾国家，西方则是默许了当局对反对派的镇压。
动荡能否在叙利亚这里刹车，将是2012年的看点，从中长期来看，变革是大势所趋。无论以何种形式变革，阿拉伯国家体制中的民主因素无疑将大幅增加。但在变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威权与民主、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如何整合部落、教派等传统力量并实现民族和解，如何处理中东伊斯兰国家与国际体系尤其是西方的关系，都是阿拉伯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虽说动荡是内因引起，但我们仍能看到西方国家活跃的身影。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干预模式的诞生，特别表现在利比亚问题上，目前西方正试图在叙利亚身上复制。您是如何评价这种模式的？这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有何影响？
刘：这种干预模式严格来说不一定是全新的。回顾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举动，我们不难发现，能得到联合国决议授权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不能得到联合国授权就由北约牵头来干，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而在利比亚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干预更注意国际、地区合法性，广泛动员阿盟、非盟和其国内反对派，共同施压以期达到目的。如果要说有什么新意，就体现于此。但应当注意，利比亚模式有其特殊性，不能随便套用。目前叙利亚的情况与利比亚的情况并不一样。此外，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推行新干涉主义的限制性因素正在增加，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西方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俄罗斯等大国的制约都会对其肆意发动对外战争构成限制。在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主要寄望于地区组织和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
安：利比亚模式是一个很坏的模式。联合国决议建立禁飞区的目的是保护平民财产和生命安全，而西方国家却是打着决议的旗号，轰炸卡扎菲的军事设施，在这过程中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这种可悲的胜利并不光彩，也会引起阿拉伯民众、阿拉伯精英的反思：尽管卡扎菲不受待见，但把西方的军事力量引进来打自己的兄弟，这种做法到底对谁有利？目前从阿盟对叙利亚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在进行反思，强调问题能在阿盟框架内解决，不希望外国的军事介入。而叙利亚目前也尚不具备重演利比亚模式的条件，美国也要顾及打叙利亚的后果。此外，目前叙军队与阿拉伯复兴党没有发生明显分裂，但如果制裁持续，假以时日，恐会生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