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日，就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赴北京访问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刊发名为《中国将来驰援？》的文章，指出雷格林此行仅仅是一个交易的开始，“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无声’的金钱来源，但是对欧洲而言，作出许多政治交换，就不是在吸引商业投资了。也就是说欧洲很难再宣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是令人放心的投资品。”《经济学人》清楚地说明，如果中国来购买欧债不是一次商业投资，而是一种政治援助，这才是欧洲对中国所需的实际。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经济学人》的前瞻性，G20巴黎峰会，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达了对欧洲的殷切关心，另一方面也绝口不提是否会购买欧债，救援欧洲。更为明确的消息来自财政部和人民银行，11月2日，两大核心经济部门的高官同时喊话，“中国尚无救援欧洲债务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一表态，实际是清楚地给出了一个模糊未定的可能。在G 20峰会的公报中，人们并未发现具体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应对措施。11月4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政府解散，11月9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宣布将辞职。这清楚地表明，这次危机已经不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救援欧洲，不仅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政治买卖，对于欧洲自身而言，也同样是一场政治谈判。
通过对外援助增加战略收益
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就像中文危机一词一样，危险永远与机会相伴。在中国国内各种问题矛盾纠结不清的时候，如何参与欧债救援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选择，但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中国所有的国际战略选择又和国内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寻求救援，对于欧洲来说并不陌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就发生在欧洲，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历时四年，援助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约等于现在的1300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援助，最后带来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当然援助他国对中国而言，也不是陌生的事情，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海外援助》中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提供海外援助的资金达到2562 .9亿人民币。遍及五大洲，161个国家。而且中国对外援助实际上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仍然开展对外援助，其中就包括1960年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一万吨，援助阿尔巴尼亚小麦1 .5万吨。这种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对外援助根源于冷战的环境。以政治态度来确定对外援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的得失或人道主义进行考量。这样的援助看重的不是通过援助，确定未来的实际战略收益，而是着重于政治立场上暂时的一致化。比如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持续最长时间的对外援助，从1950-1974年共计24年，花费无数。从最后实际的战略利益来看，实际中国得之甚少。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更是如此，中国累计援助阿尔巴尼亚近100亿人民币，但是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一定支持，在实际的外交战略上，并没有太大的收益。而且这种援助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长期战略关系，不管是越南还是阿尔巴尼亚，在后来都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交恶。
国际社会，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从根本而言，还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原则。美国虽然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但是这并没有使得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放弃任何美国利益可以扩张的机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成功地把美元推进欧洲。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同时通过具体的项目合作，使得美国在欧洲各国长期驻军，确保了美国力量的长期海外存在。这些都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扩张。中国想要真正崛起，就必须要学会通过对外援助确定自己的战略目的；增加自己的战略收益；扩张国家利益。这一课是无法避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