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独立报》网站10月31日文章】题：中国与联合国(作者弗拉基米尔·波尔佳科夫)
2011年10月25日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40周年纪念日。在这40年里，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的行动也有了诸多变化。北京从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逐步蜕变为联合国维和主导作用的最彻底捍卫者之一、联合国所宣布的全球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最坚定拥戴者。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由23个国家提交的决议草案，这即是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第2758号决议。“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是北京对这一事件的评价。
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并不活跃。中国明显缺乏经验。例如1972年，北京试图阻止脱离了“大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尽管如此，中国不时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公开展示自己第三世界国家的属性。
苏联解体后，捍卫中国发展方向和利益的任务使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起来。从1992年起，中国加快了加入联合国主要条约、法律和公约的进程，其中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生物多样性和人权的问题，以及海洋法和核安全。
中国从“默默耕耘者”转变成联合国所宣布的全球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最彻底捍卫者之一，以及大多数裁军和核不扩散谈判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开始更频繁地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宣讲自身奉行的各种原则。
中国在联合国行动的重要内容是参与维和行动。要知道这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所宣扬的不在境外驻军的原则相抵触。联合国在保护全球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意识到了维和行动对此而言十分重要。从1990年至2009年，中国共参与了18次联合国维和任务，向国外派遣了1.1万余名维和人员。
中国一再强调，作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一向“深思熟虑、慎之又慎”地使用该权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曾两度动用否决权，以还击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侵犯。中国动用否决权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防止对他国内政进行缺乏根据的干预。
中国对于联合国改革的看法走过了一条渐进之路，这也体现了它在该机构中的特殊定位。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曾经相当积极地支持联合国改革，因为这与中国提出的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想法不谋而合。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该机构中的代表性。
在1998年底和1999年初，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绕过联合国、就科索沃问题向南斯拉夫施压的企图日益强烈。1999年3月24日，北约空军在未获安理会直接许可的情况下，开始向塞尔维亚境内的战略目标实施轰炸。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已不再是推动联合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而是努力捍卫该机构的合法性以及在维护和平安全方面的核心地位。
中俄两国元首在1998年11月2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怀疑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任何绕过安理会的企图都将导致对现有维和机制的破坏和国际事务的混乱，造成以强权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事实。1年后，中俄两国于12月就国际局势中的现实问题再度发表声明称，保持《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现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不变，是保证联合国效能和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看法步入第二阶段，它一直持续至2003-2004年。其特点是中国不再空泛地支持对联合国的任何改革，而是主张施行“合理而有限的变革”，以“经受住时代的考验，并为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所接受”。相应的，北京反对给改革的完成设定具体的日期限制。
第三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其特点为北京虽然支持联合国改革的想法，但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也没有加快进度，只是呼吁在安理会增加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争取能获得更多成员国的接受和认可。
最近20年来，中国已成为大多数深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以及谈判机制的成员，但它仍将参与联合国事务视为这方面工作的重中之重。论及原因，正如中国专家所说，“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中国在联合国所拥有的地位是最高的，联合国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这也道出了如下事实，即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外交方针存在一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