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野田佳彦出任日本首相，这是松下政经塾培养的政治家首次拜相。这给周边国家带来一丝担心，因为该塾的师兄师弟常有强硬的言行。不过，从整体和长期观点来看，无论谁执政，中日关系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摇摆的特点仍然不会改变。
首先，日本的对华政策与日本近代以来就存在的双重外交思考有密切关系。
二战前后有过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即把利益扩大到亚洲邻国还是限制在日本列岛的争论；二战后自民党内有“鹰派”与“鸽派”之争，“鹰派”对外政策比较强硬，“鸽派”对外政策比较温和；民主党执政后人们发现该党也有强硬派与温和派之争，强硬派具有亲美倾向，温和派则具有亲华倾向。
日本的对外政策就是在这种双重外交思考的交替中展开的。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硬派掌权就陷入悲观，也不应因为温和派掌权就盲目乐观，因为日本的外交总是在强硬与温和，亲美与亲华的摇摆中展现。这就是建交以后的中日关系总是时好时坏的原因。
其次，日本的对华政策与国际关系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冷战时代，日本站在资本主义阵营，其对华政策基本上以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为中轴。中美和解之后，日本适应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国共同经营“和平友好”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中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越感也骤然上升，中日友好的“看板”已经不能掩盖相互之间的摩擦。
日本一些人不反省历史的傲慢态度则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感情因素甚至超过了对利益的考量，受“民意”基础的左右，政治家也不得不时常做出非理性的政策选择。
第三，中国的崛起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反应比较复杂，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在这方面反应尤其敏感。不过，虽然在战后日本外交思考的强硬与温和的双重思考中，亲美的特点是其主流，但小泉内阁的“向美一边倒”还是成了这种惯性的最后体现。
其实，从安倍内阁开始各届政府都开始正视崛起的中国，他们虽然依然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在努力构筑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表现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对华政策调整的复杂性和寻找平衡的意向。
民主党摇摆的外交尝试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必要的探索，它从反面证明了过于接近中国而排斥美国和过于强调日美同盟而敌视中国都是不现实的。日本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是强硬派与温和派共同的课题。
关于今后的中日关系，如何调和两国之间安全困境与经济互惠的矛盾是新内阁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与之密切关联的是如何建立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的平衡。
自民党一位资深政治家曾说过，今后日本的政治与外交不会简单地表现为“鹰”，也不会简单地表现为“鸽”，而是中间的“雕”。
在日本人眼里，雕不像鹰那么凶猛，也不像鸽那么温顺。也就是说，今后即使“鹰派”上台也未必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对抗中国，而“鸽派”乃至中国通上台也同样未必在敏感问题上轻易做出让步。
今后，中日关系应该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正常化”阶段，两国关系既不应唱高调而期望过高，也不因摩擦而失去理性，要正视有竞争也有合作才是两国关系的新模式，而且这种“竞合”的模式才是现实的，也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