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骚乱、挪威恐怖袭击案、伦敦骚乱……8月11日在中国深圳开幕的中欧青年论坛上,近期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件,成为与会的中外学者、青年代表讨论的焦点。
“上述事件的一个共同点是,青年问题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瑞典政治学教授埃里克·阿姆纳认为,创造条件帮助年轻一代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避免由“青年不满”引发社会骚乱事件的良方。他说:“突尼斯青年大量失业但缺乏反映诉求渠道,挪威男青年因极少参与社会生活而产生极端思想,伦敦青年因遭受不公正对待而群起反击。”在阿姆纳看来,问题似乎都出在“青年参与”渠道不畅,以及青年未得到公平、公正参与决策的机会上。而本次论坛研讨的主题,正是“青年参与”。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皮均,将“青年参与”比作社会的“稳定器”。他说:“如果青年有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渠道和方法,他们的建议能受到重视,应该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欧洲青年推崇“面对面”对话方式
8月12日,中欧青年论坛的主办方全国青联,邀请与会的100名欧盟青年代表与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意大利人索菲亚·格拉兹尼没有想到,在这次青年论坛上她能有机会与“中国议会的议员”直接对话。在意大利,她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所以她“以前很少关心政治,从没跟议员说过话”。得知中国的普通青年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向“议员”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格拉兹尼迅速做下笔记。她在北京大学的研究课题是“政府与青少年关系”,她认为,“定期组织青年与政治家座谈是一个有效增进政府和青少年关系的渠道,值得推广”。
比利时弗兰德斯青年理事会顾问团成员斯蒂芬·弗拉戈特介绍说,在比利时,政策制定的程序很复杂,经济地位不高、社会阅历不足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到政府高层,是困难的。但在比利时也有一个类似“面对面”活动的对话机制,是比利时青年“向上”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弗拉戈特代表其所在的欧盟青年代表团小组发出建议,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这种由青年组织牵头发起的“面对面”座谈活动,“最好保证每年能有若干次的座谈机会,建立一个长期的收集青年意愿的制度”。
斯坦尼克:我如何参与改变青年政策
虽然还只是一名大学在读学生,捷克小伙儿米歇尔·斯坦尼克却已经成为欧洲惯例法协会理事会成员、决策者之一。今年以来,作为学生代表,他已经应邀参加过3次青年政策制定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