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这样成功的新兴工业国需要原材料给它们的经济增长机器加油。这促使它们加强了在原材料丰富的非洲国家的投入。但对这些非洲国家来说，原材料财富很少能成为“大跃进”的起点。石油收入只偶尔被再投资于公众利益。这笔钱并未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充其量是充实了腐败的精英们的银行账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石油收入则被用来支持打击政敌的战斗。这种“原材料厄运”尤其拖累着那些缺乏稳固的法治体制的国家。
西方援助效果不佳
确实，中国并未参与西方的透明化行动，也无意将提供发展贷款与受援国施政是否达到高标准挂钩。西方优先将发展援助提供给那些参与透明化行动并以良政标准自我要求的国家。但事实是，这么做通常并没有令非洲产生长久的良政：在上一个10年里，腐败的独裁者们并未令原材料丰富的非洲国家发生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同样，经验表明，签署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与消除腐败之间也找不出什么切实联系。
这没什么奇怪的。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广泛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那么一份有关政府原材料收入的年度报告并没法保障这笔收入会以对公众有利的方式分配，因为只有这样的中产阶层才能利用这种信息向政府问责。中国的合作模式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西方伙伴和原材料采掘公司的模式不同，这种模式并没有令情况恶化，反而蕴含着好处。
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地用外汇购买原材料，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易货贸易。受中国政府委托的建筑企业———通常拿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贷款———在受援国同意后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受援国则通过出口原材料来支付基建工程的费用，做法是允许中国入股本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或直接给予中国开采权。
公共服务质量大跃进
安哥拉2004年和2007年先后签署协议向中国贷款20亿和25亿美元。还贷方式为在12年内每天向中国出口1万桶石油。这笔贷款被用于扩建基础设施(总长1300公里的铁路和300公里长的公路)和建设医院、学校及社会福利住房。刚果民主共和国2007年签署协议从中国贷款逾60亿美元，充当贷款抵押的是一座中国与刚果合资的铜钴矿，中国拥有该矿68%的产权，而这笔贷款也用于扩建基础设施和建设医院、学校及社会福利住房。易卜拉欣指数表明，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跻身于过去10年在公共服务质量方面进步最大的5个非洲国家之列。
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将开采原材料与承诺投资捆绑在一起，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当地政府。与之相应，在中国的合作模式中，比较容易避免原材料收入被挪用以满足个别人的利益，因为易货贸易的规则使蛀虫们难以迅速花掉原材料收入。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测，当原材料收入的现金部分和参与有关交易的政府部门的数量减少时，瓜分这笔收益的冲突也会得到遏制。此外，中国企业在非洲大规模开展业务也降低了监督这些工程的难度。
因此，易货贸易令原材料丰富的非洲国家必须至少将部分原材料财富投入到有益公众的工程中去。中国方案———完全没有慷慨激昂的对“良政”的说教———能够为将原材料财富变成民众的福祉做出重大贡献。 （德国《南德意志报》7月22日文章 题：中国对原材料的饥饿带给非洲好处，作者赫尔穆特·赖森克里斯蒂娜·沃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