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东日本大地震已过百日。不仅是中国人，也有许多日本人将日本这次大地震与三年前中国四川汶川的大地震进行比较。不久前，日本《朝日新闻》驻中国广州支局局长林望就前往汶川灾区，然后撰文对此进行探寻和比较。其实，认真比较一下，或许还真的可以看出一些中日两国大地震后不同的表现，从中感悟两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大地震后国家权柄执掌者在第一时间的行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首相菅直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只是次日坐着飞机进行了空中视察。直至距离地震三个星期以后，菅直人首相才赴灾区。据有关报道说，在此之前，菅直人首相也曾想访问灾区，但因天气不佳取消了。这与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四小时后就奔赴灾区第一线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首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其实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家都要做的事情。而日本政府首脑在“第一时间”的表现，实际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震后救灾与复兴方面都要“晚走一步”，那种“主心骨”的作用也就失却了。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震后讯息公开与透明的问题。3·11大地震发生以后，日本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震、海啸、核泄漏这样的“复合型灾害”。但是，从东京电力公司到日本政府，一直是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没有进行彻底的、透明的讯息公开，由此引来地方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大的行动反弹，日本的核电能“国策”也受到了直接的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罕见的讯息公开，当时《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完全掌握了舆论的主动。”《国际先驱论坛报》则指出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与以往严密控制信息的做法相反，四川地震的报道不受限制。”这种讯息公开，不仅仅可以稳定灾区的民心，更重要的是可以取信于国际社会。如今，日本政府要人到各国访问以及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时候，都首先要对“提供讯息缓慢和有差错”表示道歉，实际上就是为讯息的不透明付出的国际交流成本代价。
第三，最为令人震惊的是，3·11大地震发生以后，菅直人内阁将其称为“国难”。但是，日本在这次国难面前并没有出现中国汶川大地震后那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对口支援的事情，反而是陷入激烈的权力之争，政权岌岌可危，政坛混乱不安，到现在已经是夺权优于救灾，有关救灾与复兴的种种法案在国会都成为了一种交换的筹码。
中日两国国情以及社会体制、价值观多有不同。但是，所有这些不同，都不能掩盖大地震后中日两国在救灾方面出现的不同结果。这种结果，一方面让举世重新审视“中国特色”并且切实感受它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期待、支援日本的同时，对它渐渐失望。当亚洲的中日两个大国正在不可避免地在合作中进行竞争的时候，这种震后的表现也可以显示出未来的走向。（冯绍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