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大体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但即使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学校除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让自己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要更高。
为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为改变“一张考卷定终身”，韩国从2008年起实行高考“内申制”，即高校录取新生时，除高考成绩外，更多地要参考考生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但出现的结果是，各高中为了让自己学生能考进理想大学，都给学生打出不合实际的高分。
自“教育平均化”实施以来，韩国的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变化了15次，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无所适从，最后又退回到“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老路上来。
韩国大学升学率虽然非常高，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却很低，多年来在OECD成员国中位居倒数二三位。而且迄今为止，无论哪一种世界大学排名，韩国大学至多有两三所能入选前200名。（詹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