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东日本大地震的重建财源，菅直人内阁及公务员劳动组合就国家公务员的降薪幅度达成了共识。具体降薪幅度如下：科长以上干部10%，科长助理﹑组长8%，普通职员5%，年终奖金一律10%。降薪制度将从工资法修正案通过后开始实行，一直至2013年底。（5月24日人民网）
日本国家公务员降薪有特定的现实背景：大地震极强的破坏力使国家满目疮痍，灾区重建急需大量资金，资金来源又主要依赖开源节流，而震影响对日本经济动力的牵制使其“开源”空间狭窄，筹措资金就更多地指向“节流”，怀揣财政铁饭碗的国家公务员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节流”主体。
说是“理所当然”，是因为公务员尤其是国家级别的公务员，被授予公共管理权力、占有公共资源优势的同时，理应有所担当，秉承公共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在特殊时刻身先士卒，这种权责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无国别差异的共识。但是当这种共识以个体的方式呈现时，多少还是有点颠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这种颠覆，既源于日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国家意识、大局意识的沁入人心，又源于我们对公务员心理预期与现实境况的强烈落差。
通过降薪，日本能从中抽调近3千亿日元资金用于援建灾区，这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日本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虽然为中国赶超，经济增长也呈现颓靡之势，但其长期以来累积的经济基础不容小觑。即使地震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制动作用，但依靠现有物资和资金积累，为灾区重建多支付3千亿并非难题，日本何以仰仗国家公务员割肉救济？这恐怕要落脚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上，同时，树立公务人员良好形象的同时也对全民援建起到极强的示范和领军意义。
而在这点上，中国是有几分尴尬的。尴尬倒非我们缺乏有公共责任感的公务人员，亦非公务员腐败、滥权、不作为是我国的特产，而是公务员整体担当感和责任感匮乏，别说在日常生活中能大局优先、公利至上，即使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中，也并未见我们的公务员能秉持舍我其谁的决绝，毕其功于一役，用自身利益置换公共福祉，用个人空间赎买社会大局。
相反，我国公务员乐此不疲的是抱怨工作压力大、待遇差，通货膨胀来袭，他们貌似成了比任何人都敏感脆弱的群体，深圳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不是有代表煞有介事地要求为公务员涨工资么？今年年初，相关部门也曾放出烟幕弹表示要给公务员加薪20%，结果不了了之。实际上，1999年至今对公务员有不下四次的加薪，每一次加薪幅度还都挺大，是因为有国家殷实富足打底？我想未必，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个中对比足以说明问题。
并不是说公务员就该节衣缩食，顶着通胀走低碳生活，香港公务员最近也在加薪，但为何获得公众认可并通过？倒逼企业加薪是其一，更重要在于加薪“价有所值”，能彰显公务员的公共担当。
而内地多数公务员，没在履职担责上牵头，加起薪来却比谁都心急；别人忙着降薪，他们却还想着有多少加薪空间，或者有多少福利油水以及保障房可供钻营，这种落差还真不好意思搬上台面同日本相提并论。那么，在日本公务员降薪这本活生生的教科书前，在通胀的强大压力下，我们的公务员又会不会学点什么、做点什么？（熊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