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始于10年前的可怕章节或许可以因为符号人物本·拉丹的毙命而翻过，美国新一轮外交政策的调整似乎借此拉开序幕。
“简言之，这是一次翻开新篇章的好机会，跨越过去10年时间里扭曲的外交政策叙事方式。”新美国安全中心(CANS)执行主管纳撒尼尔·菲克评论道，“拉丹之死对于未来重新平衡美国外交政策同样是场胜利……恐怖主义不能成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作用的主导性影响因素。他的死使得美国可以专注其他核心利益——重振经济实力、制定和执行更加明智的能源政策、重塑与全球新兴大国的关系。”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里斯更是毫不讳言奥巴马政府要借此机会转而专注“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中国的崛起。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菲利普·泽利科昨天也在《金融时报》撰文称：“未来的10年将与过去10年迥然不同。拉丹之死是吸引大众注意、具有催化剂效应的时刻之一，因为人们感觉到了某种转折点的到来……抓住这个机会的领导人将能夺回宝贵的战略主动性，重新界定利益，并给出一套崭新的说辞。”
反恐新阶段
在美国对阿富汗政策方面，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的塔利班问题资深专家迈克尔·森普尔认为，美国的反恐战将进入新阶段，但将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新阶段将不再包括发动类似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地面部队行动。”森普尔告诉东方早报。这位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主要智囊，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生活过25年，“打击行动将转入地下，美国人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进行。美国仍将瞄准那些据信会阴谋策划针对自己行动的人员，但极端主义的宣传员将不再有机会兜售美国入侵穆斯林国家之类的话语。”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阿富汗问题专家吉尔斯·多罗索罗的看法更加具有普遍性。他日前告诉东方早报，拉丹的死最大的实际影响在于改变美国对于与塔利班武装展开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即便是拉丹参与阿富汗的战斗有限，在美国与塔利班展开会谈问题上，他仍然是个潜在的症结。”森普尔说。2001年，美国曾与塔利班进行过外交接触，但拉丹问题主导了整个对话议题，导致接触无果而终。
全力应付中东变革
在更为广泛的中东政策领域，一个在美国智囊中不断产生回响的看法是，美国急需在后拉丹时期利用好“阿拉伯之春”，而“基地”组织的衰落和本·拉丹之死“正逢其时”。
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副会长詹姆斯·林赛告诉东方早报，对“本·拉丹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美国的子弹，而是“阿拉伯之春”对于中东政治秩序的颠覆。
就在奥巴马宣布击毙本·拉丹消息次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斯基曾撰文称，拉丹早在今年1月25日就被社交网站Facebook给“击毙”了，原因是埃及的年轻穆斯林们在当时通过社交网站而不是加入“基地”组织来声张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效法突尼斯的经验而取得的成功宣判了“基地”模式在阿拉伯世界的死亡。
“‘阿拉伯之春’和本·拉丹之死的结合的确给美国创造了机会跨越‘千禧年一代’颇受限制的议题。美国将有可能在支持自由（而非强制实施）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坦然，这远远胜过仅仅是反恐所带来的（安全感）。”森普尔告诉东方早报。
华尔街日报日前也刊发评论称，美国现在的紧迫任务是找到一种方式来帮助在阿拉伯世界形成民主潮流，同时避免造成混乱让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趁机推行他们那一套新秩序。
中国战略机遇期有变？
争鸣并不止于地区层面。借“拉丹之死”将美国外交战略反思引向更深入的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他日前撰文进一步丰富了菲克的“转折论”。
卡普兰写道，拉丹之死有助于“美国注意力略微向东亚转移的进程——这是奥巴马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长期而言，东亚正作为世界经济以及海军-海事行动的真正中心不断发展”。与此相呼应，海葬拉丹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递交了近期访问香港的申请，中方昨天称正在按有关程序处理。
事实上，“9·11”事件可以称作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之一，美国当时为了反恐战争，一度将遏制中国的政策转为接触，中美在反恐方面也有了共同利益，使得中美关系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总体向好，中国也获得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9·11’之前，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挑战，但之后恐怖主义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眼前实实在在的敌人，于是华盛顿暂时冷却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向媒体表示，“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低成本机遇，也使中国能够更巧妙地部署和推动改革时期的大战略”。
如今，如果美国开始腾出手来，将战略重心转移，其对华政策是否会改变、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未来是否应该重估等等问题，都值得中国提前研判。（吴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