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仍然会是一次略显平淡的例行沟通会。尽管会前美国官商界人士的吹风多少渲染了一些火药味。这并非因为双方愿意搁置分歧，只是因为中国和美国没有大的战略冲突。
中美一年一度的副总理级别对话于本月9、10两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国方面是副总理王岐山(专栏)、国务委员戴秉国，美国方面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他们作为各自国家首脑的“特别代表”参加常规对话。
在2009年7月的第一轮“对话”中，中国官员就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划定了不可接受美国在双边关系中逾越的“红线”。戴秉国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现阶段，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损害这三项“核心利益”，也很难从损害中得到好处。与前些年相比，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意愿减少了很多，甚至不愿致力于改变小国利比亚的“基本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想在竞争中压制中国，保持它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但那不同于明目张胆的直接对抗。因此，在战略层面上，中美目前没有必然激化的冲突，双边矛盾主要还是商业利益之争，而且还是合作中的竞争。两国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也是可能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海外利益的扩大，中国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挑战也更将与现在的美国相似。如何在全球的背景中推进国家利益，这是新兴大国必须认真学习的课程，而美国可以提供很多“案例”。虽然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咄咄逼人，为自己的利益大声聒噪，却仍有必要向美国的方式靠拢。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涉及的主要仍是技术性问题，已存在多年，中国要求得到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美国则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当年外企在中国享有特别待遇的时候，美国跨国公司是中国在美国的最有效的游说集团。现在外企的待遇有所转变，因此成为第三轮对话中的一个话题。虽然美国公司更强烈地表示了不满，这却是一个双方都对对方有要求的问题。
据路透社5月3日报道，中国美国商会(AmCham)主席狄安华(TedDean)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曾经担任过AmCham主席的何立强(JohnHolden)5日告诉本报记者，他与正在美国的狄安华取得联系，后者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声明与中国美国商会的立场不符。何立强认为，媒体误解了狄安华的话。
其实，美国不应担忧中国的国企，他们很难在海外保有竞争优势——主要在政策优惠方面。在中国国内，对于垄断国企的质疑集中于这些企业不仅遏制竞争和创新，而且还在经济之外大量制造社会不公等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国企政策优惠的持续性取决于中国对这些企业的价值判断是否改变。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属机构研究人员的估算，自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的汇率损失已达2711亿美元。但把海外金融资产转为直接投资似乎也不能避免损失。据《金融时报》5月5日报道，亚洲协会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处在飙升的起点，在2020年将积累起1万亿到2万亿美元的资产，而2009年底只有2300亿美元。该报告担心这些直接投资受政治左右，无论商业前景如何都能得到大量贷款，这将导致美国对中国企图的猜疑，“尽管这种不透明也许主要是为了掩盖特权人士的利润流”，但那也将造成监管难题。
显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正在遭遇阻力，需要政府谈判解决。不过，在此次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这个问题不是主要议题。
美国的企业提出了他们的理由。何立强说：“虽然我们支持在中国经济中培育创新能力的努力，但我们反对偏袒一种类型的中国公司(中资)多于另一种类型的中国公司(外资)的措施。最终，中国将从这两类中国公司的创新中获益。”这是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视角，只要外资的创新能像中资的创新一样给中国带来同等好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中国的海外企业也面临不平等待遇，也需要类似的理由去说服当地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只是可能要把“创新”换成“就业机会”。
不过，受到政策偏袒的主要还是国企。在中资公司和外资公司取得平等地位之前，急需解决的是中资公司内部国企与民企的平等——尽管民企的声音很小。（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