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地震、海啸，并正在经受核泄漏的日本，是否从此国运下沉？这是笔者最近经常听到的议论。所谓日本的国运，实际上是指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向前发展的活力。笔者认为，制约日本发展活力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就开始显现。
首先，从政治结构看，选举制度和政治家素质制约了日本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无论是自民党政权还是民主党政权，均是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而对国家发展道路缺乏长远的战略和设计。日本的政党政治越来越走向低级的竞选技术，深陷利用舆论和被舆论操控的症结之中。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立趋于弱化，朝野同归保守；二是小选举区制度导致候选人对舆论造势的严重依赖。日本的国会议员具有强烈的职业色彩，当“政治家” 成为一种职业选择而非为了追求国家利益的政治道路的选择，“政治”对于国会议员而言，主要意味着“职业”。这导致日本政治家的素质不能满足治理国家的需要。
从经济结构看，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制约日本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据日本财务省统计，在“3·11”大地震发生前，预计2010财年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总额达到869万亿日元，与GDP之比高达181%。而在财政支出中，每年以1万亿日元速度持续增长的社保支出是最大的负担。目前日本劳动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0.7%负面影响，与年0.7%的生产率增长相抵消。劳动人口的减少使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降至 21世纪初的1%左右，如果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将进一步下降。
面对此次地震、海啸、核泄漏造成的战后最大天灾人祸，日本的政治领导力和经济应对力面临巨大考验，日本政府的救灾程序被称为“迷宫式的”。其实，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正是上述政治体制问题在关键时刻的暴露。
根据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法》，日本政府预计将负担1200亿至2400亿日元的赔偿责任。实际上，赔偿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预计的数额。除停业的公司和不能出售农产品的农户，被污染的土地和被迫搬迁的居民损失更大。在日本的地理环境下，受海啸袭击的灾民必须被安置在新的地方，仅靠地方自治体无法解决安置问题，政府尚未就此拿出方案。灾难导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大幅度增加，对已经负债累累的国家财政来说是雪上加霜。资金从何处来？提高税收？抽回海外资金？注入流动性？这是目前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将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日本国家债务等级将进一步下降。
这次灾难暴露出的日本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得到解决。日本在体制上和意识上是个倾向于封闭的社会，内外有别的意识分明，形成无形的界限，无论国内共同体之间，还是国家对外国之间，都表现出心理上的封闭和制度上的封闭。今后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许多弊病可以在开放中得到改革。例如，开放外国移民政策，变更人口结构，鼓励移民创业，提供投资机会等。日本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创新环境，创新机制，使自己焕发活力。在此次大地震的赈灾上，日本政府未能迅速接受中国等国家的赈灾支援，却首先要求救于美国，再次表示对美国的信赖，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未能给日本提供真正的“核保护伞”，在日本遭灾时美国更关心的是日本不要抛售美国的国债。这说明挽救日本只能靠日本自己。
日本如果在此次危机后认识到自身问题，并痛下决心改革，就可能使危机变为振奋国运的机会，否则日本真的要“走向下沉”。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加上人口超老龄化问题这一“后天的不足”，可能意味着日本在未来世界上只能是中等国家。总之，日本必须认真考虑今后走什么路，做出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应汲取其自身在20世纪前半期犯下历史错误的深刻教训，坚持走和平道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应帮助日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李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