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今日报》3月1日文章 题：民主的局限
埃及人民有很多理由感到自豪。他们给世界上了重要的一课，告诉人们该如何在3个星期之内，几乎不必诉诸暴力就推翻一个独裁者。
它所传达出的自由和团结的信息将在中东和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中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当然，通往民主的道路很长。
但需要提醒埃及的民主人士，还有那些在中东追随他们的人士，民主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民主不一定能解决贫困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也不能解决与一个国家公民普遍认同感有关的文化冲突。
民主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民主的原则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而文化上的同类性和相对较小的经济差异是这些社会的特点。
民主是在西欧发展形成的一些原则的集合体，其目标是推动中产阶层的参与，和平遏制这一阶层同上流社会之间的冲突。
如果各个阶层之间没有一个力量平衡，也没有达成其识的唯一的民族认同感，那么民主原则的自行建立甚至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要想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必须了解每个国家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仅要考虑民主原则，还要考虑到政体、体制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
如果文化认同感与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系统的联系，那么民主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因为它会使文化冲突加剧，甚至可能在创造让大多数人强行改变少数人意志的机会时，催生暴力。
政治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会加剧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东的大环境下，还有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冲突。
前南斯拉夫联盟的民主化就是最近的例子，因为它带来的是10年的战争、国家的分裂、大屠杀和种族清洗。
最古老的例子当属美国。宣称要建立“人民的政府”的民主体制是从屠杀印第安人开始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人民”当中。
也许这方面的警告对埃及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埃及享有文化的同种性和对少数宗教群体的包容传统。
但如果在伊朗、巴林和利比亚等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埃及的道路，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以色列，2000年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暴力镇压表明，掌权的种族不会通过民主化或允许独立的方式让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在这样的条件下寻求民主的人首先应该找到独特的、普遍接受的模式，让每个文化群体都能自由地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将自己的认同感和习俗强加给其他群体。
换句话说，抗议和要求民主是不够的。中东国家需要的是在相互承认权利和共存方面的政治共识，通过宪法、选举进程与代议体制来予以保障。
而埃及需要关心的是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最民主的政权也会被新的群众抗议浪潮推翻。
这种民主失败的最好的例子发生在2001年12月的阿根廷。群众涌上街头，要求政客“全都滚蛋”，几天内推翻了5位总统。
这一切发生在民主选举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选举中上台的政党承诺要摆脱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并没有做到。
相反，当选上台后的政府倾向于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对工薪和中产阶层造成损害。危机还造成银行储户的资产大幅缩水。
因此，埃及必须明白，虽然民主是重要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政体或政府体制能解决它的经济问题。选举结束之后，新当局应该从民主的自由演说过渡到对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