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战略互信需要中美两国相向而行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等，中美关系这艘航船乘风破浪，颠簸前行。两国虽通过危机控制保持了战略稳定，但战略猜忌不但没有随着两国磋商机制的加强和社会交往的密切而消弭，反而因国际格局和中美实力消长的变化而加深。美国奥巴马总统执政后，经过2009年的“亲密接触”和2010年的“全面博弈”，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紧张期。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增多，战略竞争的态势凸显。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并实现长期战略稳定，成为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两国关系面临“历史岔口”的背景下，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阻止了2010年以来两国关系螺旋形下滑的趋势，彰显出两国建立稳定战略关系的重要意义。在1月1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最新定位——“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说“相互尊重”体现为两国在政治上的理解和包容，“互利共赢”体现了在经贸上的互补和融合，“合作伙伴关系”则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涵义。冷战后中美对两国关系的定位，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布什时期的“战略竞争者”、“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利益攸关方”，再从奥巴马执政初年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到今天的“合作伙伴关系”，既表明中美关系“竞合共存”、“复杂多变”的现实，也表明两国致力于管理和驾驭两国关系的战略决心。此份《联合声明》作为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和2009年《中美联合声明》之后的第六个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从另一方面看，两国的战略互信并不会因此出现质的提升。除一些具体合作内容外，《中美联合声明》更多阐明的是两国努力的方向，是一种期望而非现实，两国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国对别国的战略判断，大致分为“盟友”、“伙伴”、“对手”和“敌人”四类。中国基本处在“伙伴”和“对手”之间，即“非敌非友”的位置。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一判断都很难有重大改变。

　　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任重道远，《中美联合声明》无疑为两国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路线图，但如何履行承诺，推动相关内容的落实，值得深入观察。近一时期，一些战略家和学者纷纷就两国建立战略互信抛出方案。除斯坦伯格继续推销“战略再保证”外，《经济学家》也刊登多名美、英前高官提出的“战略再保证”方案，美国学者约翰?米勒—怀特和托马斯?巴内特草拟的“新美中大战略协议”也有类似内容。笔者认为，两国宜从造成双方战略猜忌的多个领域入手，本着阐明底线、互释善意、先易后难、平等协商的精神，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积极培育两国的战略互信。

　　首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在经贸、金融问题上的分歧，并以国际规则为依据处理争端，有助于继续发挥经贸关系作为中美战略互信“黏合剂”的作用。美国将国内经济的“三高一低”问题（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和低增长）归因于中国的“货币操纵”显然有失公允，靠诉诸贸易保护主义，强压人民币升值也是“药不对症”。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美国不能因为中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而任意改变自己确立的游戏规则。《经济学家》警告称，美国应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会“弄巧成拙”，它不仅会削弱中国对该体系的信心，也会使美国更难为自己申辩。当然，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中美贸易带来的好处，但美国无疑有能力、韧性和决心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重振经济，而这对中美都有好处。中美在新能源、高铁、智能电网、民用航空等高新技术和产品领域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当前，中国正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通过扩大对美进口和投资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中国积极响应美国的“扩大出口战略”，在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两国签署总额450亿美元的经贸协议，让23.5万美国人保住了工作岗位。美国也有必要在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和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赢得发展。另外，涉及汇率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讨论和解决，比威胁进行单边制裁更显公正和权威。《联合声明》中两国承诺努力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表明中美经贸、金融关系不会因两国经济的转型而“脱钩”，相反会在新的水平上更为密切。

　　其次，中美就亚太和平共处与军事互信达成一定默契或协议，是中美战略互信的重要保证。目前中美在亚太角力的态势如不加以控制，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很可能出现军备竞赛升级的危险。凭借优势军力和冷战期间形成的安全机制，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维持在东亚的安全主导权。但安全压力增大的中国如果做出反制，东亚地区安全困境则会加剧。美国应明白，在自己的利益与东亚各国深度融合的今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决定了制造紧张局势最终会损伤自己。《联合声明》重申了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的决心，并承诺就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实际上，中美在亚太的合作大于竞争，双方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一体化和地区合作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对美国青睐的亚太一体化持更开放态度，更多从经济全球化而非地缘政治视角看待美国，同时着力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冲淡美国地缘战略的军事色彩。双方尤其应加强在朝核问题上的对话，确保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就军事互信而言，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2011年1月访华期间提出中美开展战略对话的建议，希望稳定因美对台军售屡遭冲击的两军关系。笔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军交往存在诸多障碍，但对话比对抗好、交流比猜忌好。中国应通过对话，让美国了解中国的利益关切，阐明军事现代化和军事战略的意图，缓解美方疑虑。美国也应明白，中国基于国内艰巨的发展任务和防御性的战略文化，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挑战美国。但美国固守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的战略思维是不明智的，接受在东亚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和承受一定的“不安全感”，虽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够换来中美的和平共处与互利双赢。

　　再次，美国就政治互信释出更多善意，并以实际行动展现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尊重，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对于以“自由、民主”的理念立国、视人权外交和推广民主为国家利益的美国来说，仅做出尊重中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表态是不够的。美国国务院停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攻击中国，总统停止会见达赖，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都是美国可以向中国发出的积极信号。当然，要求美国社会，尤其是反共观念根深蒂固的议员、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接受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困难的，但这更彰显了两国通过更大规模的社会交往了解对方的重要性。《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应“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人权分歧，“按照国际文书促进和保护人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君子和而不同，美式民主当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终将按照自己的路线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美国在看待和对待中国时少一些偏见，更积极地通过人文交流、政党交流、人权对话和社会交往与中国接触，无疑有助于化解中国对政局稳定的担忧。

　　最后，台湾问题在建立两国战略互信中仍极为重要。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不解决，中美战略互信即使建立，也是在“流沙之上”。鉴于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位置、美国国内涉台立法和强大的亲台势力，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承诺停止对台军售是困难的。但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和中美共同利益的不断拓展，台湾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价值实际上在萎缩。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会更加强烈，对美国对台军售也更难以容忍。《中美联合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表明两国未能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继续向台湾售武这颗中美关系中的最大“地雷”依然存在。从中华民族复兴、亚太和平及稳定中美关系看，大陆和台湾应就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尽早沟通，从根本上拆除两岸军事对峙的引信。美国决策者也应拿出战略家的勇气，推动对台军售问题的最终解决。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何培育战略互信，构建两国战略稳定框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大课题。崛起大国的复兴之路并不平坦，守成大国的“守业”任务也不轻松，双方的心理和利益调适都需要一个过程。虽然面临着诸多矛盾，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高歌猛进的“地球村”时代，在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两国高层和民间全方位接触的今天，两国必须也有可能避免成为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