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治关系的新定位和战略互信的增进,为双方进一步推进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在经贸合作方面,双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分别对对方关切做出了回应和承诺。美方向中方承诺“将重点减少中期联邦赤字,确保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整个国际社会对美国“量化宽松”和货币贬值政策的担忧;美方关于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不仅将加速中美之间这一问题的解决进程,而且将有助于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美方愿意与中方讨论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使人感到了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政策松动信号;美国承诺支持中方逐步推动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回应,中方也对美方关于中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关切做出了具体且可操作的承诺。胡主席访美期间双方签订的高达450亿美元的合同,使中国获得了高科技产品、新能源设备和环保技术,也给处于困境中的美国经济创造了23.5万个就业机会,充分体现了双方经贸关系的互利双赢性。在上述原则承诺和具体合同的基础上,双方承诺将于今年五月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进一步确立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可以预见,四个月后,中美经济合作关系必将更上一层楼。
这次访问有助于进一步激活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当然,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历史、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指望通过一两次成功高访就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不现实的。在这次访问达成的联合声明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看到双方分歧的许多痕迹,例如,在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上,联合声明在确认双方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之后,分别使用了“中方强调”和“美方表示”来表述各自的观点,说明虽然双方都认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这种认知上的不同已经涉及到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如,尽管双方明确声明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且将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处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美方强调“促进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强调“不应该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这一区别,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按照自己对民主和人权的定义,在人权和民主的旗号下干涉别国内政,而中国则将继续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再如,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虽然所有问题都以双方一致的方式加以强调,但相关措辞有比较大的解释空间,反映了双方侧重点的差异。关于朝核问题,“双方重申,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步骤实现无核化目标,并全面落实六方会谈‘九·一九共同声明’中的其他承诺”。这样的措辞反映了双方在半岛无核化原则上的共同立场和方法上的策略差异。美方在谈到“九·一九共同声明”时,往往只强调朝鲜“放弃一切核武器和现有核计划”的承诺,而忽略“九·一九共同声明”的其他规定,而中方认为,“九·一九共同声明”关于朝鲜弃核的规定必须执行,但为了让朝鲜切实弃核,“九·一九共同声明”关于美方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朝鲜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各方愿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等“其他承诺”也应得到全面落实。
这些分歧的存在,意味着未来中美关系不排除再度因台湾问题、达赖问题、东北亚地区局势等问题而发生波折。如果说,双方在东北亚局势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共同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而存在的策略分歧,那么,在台湾和达赖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三个联合公报”基本原则遵守得越好,中美的合作就越广泛和深入。反之,美国违反“三个联合公报”的情况越严重,中美关系受到的伤害就越严重,中美在双边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就越无法展开。30年的中美外交关系历程证明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为中美关系积极因素的发挥创造了条件。我们希望美方能真正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让良好的中美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