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必须是在正视矛盾与冲突存在的前提下寻求合作与发展的前景，因此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应该包括上限和下限两个方面。
在合作与发展的预期方面会有一个上限，美国不能超越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利益关切来要求中国的“国际责任”，中国也无法超越双边实力对比的现实来寻求解决“结构性的矛盾”。
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美在矛盾与冲突方面必须设置一条下限，必须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达成和平共处的谅解；在涉及安全的领域建立起相互的“再保障机制”。
政治家的作用在于超越日常的纷扰把握大势趋向，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胡锦涛主席此次访问美国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在奥巴马执政以来两年里，中美关系再次遭遇了一轮波动。这轮波动基本符合历史上由于美国政权轮替而产生的大周期规律。有所不同的是，它没有出现在新政权上任的第一年。在奥巴马当政之初，在外交方面着力解决“反恐战争”的后遗症，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仅继承了前任的合作路线，而且还有所提升，造成了以“G2”和“中美国”为代表的对中美关系的过高预期。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美国在阿富汗、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场访问被美国国内批评为“一无所获”。同样为了营造这次的气氛，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美关系乌云密布、几起几落。
如果放在中美关系历史的框架上看，过去一年以及接下来可能继续出现的波动都不会令人意外。从尼克松访华算起，过去40年当中，中美始终是在控制双边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通过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来实现关系的稳定与发展的。中美是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只有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航向。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198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特使时说：“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体现都是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提供了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被放在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框架内加以观察。2005年前后，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理念，寻求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的和谐发展，美国也有针对性地推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在欢迎中国崛起的同时希望中国承担“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繁荣”的更大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中美在反台独、反恐、反扩散、地区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积极的协调与合作，以首脑会晤、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为代表的双边各个层级的沟通与交流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机制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崛起的进程突然加速，因此在中美关系的现实实力与目标预期之间产生了一系列不协调的紧张性。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对未来的预期充满悲观，由此对崛起的中国倍感警惕和焦虑。中国依然埋头于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感知不深：一部分人依然怀有“受害者”的弱国心态，把外界的反应夸大为有阴谋的威胁；另一部分人则过于自大，期望扭转中美关系现存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成为摆在双方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必须是在正视矛盾与冲突的存在的前提下寻求合作与发展的前景，因此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应该包括上限和下限两个方面。在合作与发展的预期方面会有一个上限，美国不能超越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利益关切来要求中国的“国际责任”，中国也无法超越双边实力对比的现实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来寻求解决“结构性的矛盾”。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中美在矛盾与冲突方面必须设置一条下限，必须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达成和平共处的谅解；在涉及安全的领域建立起相互的“再保障机制”，避免危机和突然事件恶性升级；两国政府还应致力于巩固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避免国内政治因素危及双边关系。
政治生活总是风云变幻、纷繁复杂，而政治家的作用在于超越日常的纷扰把握大势趋向，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胡主席此次访问美国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