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数据称，根据该组织的初步计算，中国在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针对这个欧美财经媒体纷纷评介的数据，我国国家能源局高级官员 指出：国际能源署连中国 统计公报或者中国能源发展报告都没有参照，便独自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能源形势的报告。根据中国政府部门的计算，美国依旧是全球能源消费的第一名；中国的能源消费被高估了。
能源统计数据不一致，并不奇怪。从表面看，能源署所采用的计算单位是“油当量”(不同形式的能源燃烧所产生的热量相当于某个吨位的油之所得), 而中国的能源统计数据习惯采用“煤当量”；另一方面，中国不是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单位，政府职能部门也就因此没有义务配合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但是，这个组织在它所发布的全球能源情势评估中，倘若不包括涉及中国（以及印度等潜在消费大户）的描述和分析，显然会降低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这个似乎终究在技术层面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统计数据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我们有必要保持警觉，因为有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由外国机构说了算，从而导致我们在国际谈判中有特别被动的先例。我国从联合国气候问题讨论和谈判机制的建立开始就不间断地参与。但是，多年来没有建立起一个自我监测二氧化碳排放的机制，没有基于中国大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点和设备而产生的数据。
这也就是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外国的研究机构计算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全球排序。在国际间一传十，十传百，中国的排放量就这么算是被认定了。虽然中国不是唯一的没有监测但被给出了一个排放总量的国家，但哥本哈根谈判过程中的遭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尴尬。且不论谈判桌上的配额是否合理，没有监测，怎么核实承诺的履行进展？现在，中国有没有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所以成为国际媒体话题，还是因为气候谈判是一个未竟事业。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不论在统计细节上有任何可商榷之处，也不论按照人均能源或石油消费量如何排名，在此后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中国被要求负起与其在国际能源消费市场的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就有了道德层面的制高点。
讨论外国的机构或媒体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一种徒劳，至多也只能起到短暂的自我安慰作用。就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从道德层面去评判类似国际能源署的作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成功要求这些机构改变它们自己。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有必要把就基础数据的产生方法和途径达成一致作为一种前提性要求。
与此相匹配，我们必须改善自己的能源统计，采用国际间容易为最广大的受众所接受，经得起国内外统计业界评判的统计方法。唯有我们自己的能源消费统计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才是提高我国在国际间能源事务讨论和谈判中话语权的有效途径。
从长远看，我们也有必要探索如何促使政府的能源职能部门与包括国际能源署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基于中国在能源等诸多领域的全球关联之深，有效地配合这些组织试图把握中国情势变化的需求，符合我们与国际力量谋求专业、平等对话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