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6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请客吃汉堡的“非常规”方式，招待了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并宣称“美俄关系已经成功重塑”；但一个星期之后的6月30日，联邦调查局就宣布抓了10个俄罗斯“间谍”；再过了一个星期，7月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签署《导弹防御系统补充协议》，使“美国在波兰正式部署反导弹系统,具有法律保障”。该协议允许美国2015年在波兰部署标准3型反弹道导弹。今年5月首批“爱国者”导弹已经部署到距离俄罗斯最西端的加里宁格勒州仅60公里的莫隆格市。
上述动态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便是俄罗斯“间谍”事件。毕竟在冷战结束快20年的今天，除了影视剧作品外，“间谍”对多数人来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为人们在经济不景气时代的茶余饭后提供提神醒脑的谈资。事态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点：“俄罗斯间谍案”经过美国媒体的炒作，已经变成了绯闻案和八卦事件，媒体的聚光灯几乎全部打在“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身上，密集地曝光她的“背景”、“情史”、“容貌”乃至“一夜情”，却唯独缺了她作为“间谍”的“战绩”。更加搞笑的是，资料显示，这位“美女间谍”几乎违反了特工所遵循的保命基本法则：保持低调，避免引人注意。她和她被捕的同仁中，居然相当数量都有自己的社交主页，并大大咧咧地持续公布自己的私人照片。如果说这不是因为不专业而违反了基本行为守则的话，那只能说是在彻底无视乃至挑衅美国反谍机构的尊严，也就难怪美方要“羞愤交加”地选在俄罗斯总统刚吃完汉堡不到一个星期，很不给面子地动手了。
玩笑归玩笑，此次发生的“间谍事件”还是很值得玩味的。传统意义上认为，外交决策往往控制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但参考冷战时期的经验显示，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前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互动：为了实现缓和，赫鲁晓夫不惜提升柏林紧张局势，最终获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于1959年访问美国；双方随后发表联合公报，赫鲁晓夫收回了解决德国问题的“最后通牒”，并邀请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访问苏联。美方原定在1960年6月对前苏联进行访问，结果就在1960年5月，发生了美国U2高空间谍飞机在前苏联上空被击落的事件。这事情同样发生得蹊跷，因为U2去侦察前苏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只有这次克格勃采取极端手段，派特工潜入停放U2间谍飞机的停机坪，使用具有磁性的螺丝干扰飞机的高度计，结果当U2飞行员以为自己还处于防空导弹射程之外时，就直接送上了前苏联防空部队的枪口。击落一架U2间谍飞机，能否彻底改善前苏联的安全状态？这个问题本身不得而知，但能够肯定的是，此事全面曝光之后，来自前苏联国内民众的呼声，使得反对美苏关系缓和的强硬派得到了足够的筹码，“搅黄了”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关系的设想。
类比上述事件，可以发现此次俄罗斯“间谍风波”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一是“象征性”高于“实际性”。在联邦调查局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将这些间谍称为“沉睡中的间谍”，换言之，他们还没有被唤醒进入“工作状态”。理论上，对于这些“沉底鱼”应该是实施监控，放长线钓大鱼，而非“打草惊蛇”。把“沉底鱼”当成“大鲨鱼”抓起来，除了传递有关“俄罗斯正无孔不入地对美国搞间谍活动”的信息之外，看不出如何能真正改善美国国家安全；二是“时机”。真要抓间谍，在追踪的十年时间里，不可能没有任何机会，更何况最终采取行动时，FBI用的还是“钓鱼执法”，最终能否通过司法程序审核恐怕还在两可之间；50年前的U2间谍飞机事件也是如此，真要摧毁它，派人进去换个螺丝钉即可，非要大费周章让它被前苏防空部队摧毁，显然真正的意图是要证明美国对苏联的敌意行为，只有后者才会对“抓现行”有特殊的需求；三是“阐释”，即在事件发生之后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基本套路是“情节未必很严重，性质一定很恶劣”，相关的配套报道也是“煽情报道”，即关注事件的细枝末节，引入对实质内容的思考，并在潜移默化间灌输“美国（俄罗斯）是对我们搞间谍活动的敌人”这样一种结论性观点，“由外而内”地让既希望缓和关系，又
毁，显然真正的意图是要证明美国对苏联的敌意行为，只有后者才会对“抓现行”有特殊的需求；三是“阐释”，即在事件发生之后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基本套路是“情节未必很严重，性质一定很恶劣”，相关的配套报道也是“煽情报道”，即关注事件的细枝末节，引入对实质内容的思考，并在潜移默化间灌输“美国（俄罗斯）是对我们搞间谍活动的敌人”这样一种结论性观点，“由外而内”地让既希望缓和关系，又容易被“民意”左右的决策者被迫改变决定。（沈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