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9日，泰国遭遇“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军方出动装甲车驱散示威人群，红衫军领导人随即宣布自首。泰国这场旷日持久的示威行动终于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宣告结束。示威共造成至少75人死亡，1800人受伤，示威还对泰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泰国旅游业损失惨重，股市大跌，全国经济面临衰退危险。
泰国曾标榜是一个政变都不流血的国家，然而却多次因民主而流血，这到底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还是因泰国引进“西式民主”而遭致其“水土不服”？
泰国的政治体制是受西方政治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1932年之前的泰国是个典型的君主制国家。1932年，一批从西方归来，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从此改变了泰国的命运。然而由于缺乏民主传统和土壤，泰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步履维艰。军方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内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无论是争取执政机会的在野党，还是在普选基础上建立的民选政府，都要取得军队的信任和支持。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先后上演了20次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书写了最具泰国特色的近代史。虽然历经70多年漫长甚至是血腥的民主化建设，泰国军事政变越来越不得人心，军人也会在政变后承诺尽快还政于民，然而2006年的军事政变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开启了泰国长达四年的局势动荡期，全国范围内的对峙一触即发，这是当初发动政变的颂提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黄衫军和红衫军轮番上演街头抗争，表面上反映的是泰国两大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的激烈对抗，实则反映的却是西方民主实践在泰国的尴尬和无奈。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一厢情愿地认为西方民主能够让一些经济落后，制度封闭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往往事与愿违。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精心研究发现，许多亚非拉国家之所以频繁发动军事政变，是因为“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也认为，民主的产生是有历史条件的。由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进所谓的“西式民主”，常常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
纵观历史，放眼全球，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国家迫于西方政治经济压力，在与国情不符的情况下仿效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结果不仅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而且往往会引发国内政局长期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部分非洲国家在西方国家“对非经济援助与民主化挂钩”政策的压力下，纷纷实行多党制。一时间，这些国家政党林立，部族纷争，党派内讧、种族冲突使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和战争之中。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虽然自愿尝试“西方民主”，但仍处于新旧转轨期，旧体制惯性强大，新体制力量薄弱，致使国内局势时有动荡。
郑永年先生曾说过，不好的民主就是最坏的制度。虽然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验证了其民主制度在西方的合法性，但西方民主国家也常常受到其民主制度的打击和困惑，因此，更不能证明“西式民主”在非西方的“国情土壤”中能够茁壮成长，所向披靡。检验一种制度是否合乎国情，是否有效的标准只有一条，这就是能否促进这个国家的和平、发展、繁荣与稳定。（上文由《当代世界》杂志社授权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