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远离世界，而世界也远离了西方的时候，架设沟通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桥梁——尤其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候选人天然地适合此项工作，而印度是其中之一。
在西方的印象中，印度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看上去既陌生又遥远。相比而言，西方人对印度文化和文明却予以肯定。这部分源于西方人印象中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浪漫化。然而，印度在去西方化的大潮中也未能置身事外。大多数当代印度学者认为，西方把自己置于高尚的道德基座上的行为是不正确的，西方不再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高价值观的保管人。同时，印度却在另一前沿领域鼓励着西方。
如果西方相信全球事务中的西方时代逐渐消失，意味着人类秩序的一次道德沦落，那么当它发现如今人们所感知到的西方价值观其实是起源于东方时，也许会松一口气。阿育王（公元前272—前232年在位）和阿克巴国王（1556—1605年在位）的例子就能表明印度拥有独立的传统，而该传统尊重自由、宽容、理性和逻辑的价值。西方不能再认为其他文化无法像西方那样理性地思考了。
基于此种背景，我们清晰地看到，印度将要扮演的角色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近期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将大为不同。印度天然的角色就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有资格来扮演这一角色。
数世纪来，印度一直是几大文明的交汇点。现在，随着经济的复苏，印度开始了文化复兴，而这种复兴将不再局限于印度次大陆。尤其是通过宝莱坞，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正如印度作家沙希·塔鲁尔在《印度时报》的专栏里写到的：“宝莱坞是印度文化的秘密武器，其电影产量是好莱坞的5倍。它那耀眼的娱乐品牌不仅为侨居美国和英国的印度人所熟知，同时也登上了塞内加尔和叙利亚的银幕，并借此把印度推向了全球。”
宝莱坞的一大优势就是成功解决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分歧。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主要导演和演员们和睦相处，共同工作。他们还拍摄出能够同时吸引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电影。弥和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分歧的能力，正是宝莱坞的独特优势。相比而言，好莱坞就没能修补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反倒令人悲哀地强化了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偏见。在好莱坞电影中，老套的穆斯林形象是一群只能搞邪恶的恐怖袭击的歹徒。
考虑到不同的历史经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的发展将不同。中国有过闭关锁国的经历。当它骄傲地强势复苏后，就将面临着一次文明的选择，尽管选项之一是像唐朝时那样开放和宽容。另一方面，印度作为几种文明的交汇点，一直在不断地接受并吸收外国文化思潮。因此，印度恢复其扮演桥梁的天然角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认为西方不能与伊斯兰国家和平共处时，他们应该学习印度，看印度是如何协调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众多文化的：在印度历史上，大多数时候这些文化是和平共处的。
结论很清楚：印度政治和社会文化有其独特的一面，包容和宽容精神遍及印度。当西方经常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把它自己与邪恶帝国或是邪恶轴心区别开来时，印度人却一直把这个世界看成是多种色彩的组成。印度人融合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能力可能很好地界定了印度在沟通东、西方关系中的历史地位。它能够履行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让西方主要人物确信，他们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视为西方文明这一种主要文明的卫士和保管人，而应当成为人类文明的卫士和保管人。当然，要使西方相信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需要用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来让西方明白，其实，西方与东方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作者马凯硕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著有《新亚洲半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