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地方再会正如火如荼,一大亮点是,往日被刻意回避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成为代表委员——尤其是官员们热议的焦点。先是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呼吁财产公开,并自己率先“晒”家底；随后,广州市长陈建华也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除此之外,深圳市长也作出了同样的表示,广东之外还有不少官员表示在“等通知”。
虽然“等通知”有向上踢皮球和推责任之嫌,但看得见的进步是,官员已经开始从内心接受财产公示制度了。往年的两会,也会讨论这个制度(实际上这个话题从未冷过),只不过以往的议题都是讨论“要不要财产公示”,而如今已经变成了“如何公开”和“什么时候时候公开”。议题的转变体现了进步,这表明,上上下下已经在“官员家庭财产需要公开”上形成了共识,并开始讨论公开的细节问题。“公开”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如何公开。
记者的提问,也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见到官员都是问他们对财产公开的态度,而现在则直截了当地追问: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你有几套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讨论了20多年,虽然没有实施,但经过这么多年舆论不懈的鼓呼与启蒙,已经在官员中初步形成了共识。无论情愿不情愿,都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形成共识的另一大表现就是,关于财产公开制度的讨论,已经告别了昔日的“官冷民热”。过去20多年,虽然财产公示制度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但这种热只限于民间舆论一头热,老百姓热情地呼吁,专家学者积极地推进,代表委员们不断地提议案提案,媒体连篇累牍的评论追问何时实施。可是,官员却保持着一种刻意的沉默,不回应不解释无行动,无论民间如何讨论,就是不参与。即使有个别地方在舆论压力下开始行动,也非常低调,只做不说,并且对媒体的报道采取抵制态度。所以,不少地方的财产公开试点,都只是昙花一现,默默无闻地实施,默默无闻地“流产”。
官员们不约而同地沉默,忌讳谈论财产公示制度,让它变成了官场的一个敏感话题,至多是退休官员会在两会上谈自己的看法。有一些官员,甚至对记者的追问也都持强烈抵制的态度——2008年全国两会时,一个高级官员面对记者“如何看财产公开”的提问,愤怒地回问“你们为什么不公开财产”,抵触情绪由此可见。而现在开始,官员不回避这个话题了,即使仍有个别官员称“财产公开侵犯官员隐私”“官员公开财产会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矛盾”,但这些声音已非主流,官员的主流已经开始接纳财产公开制度。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舆论和公众不懈启蒙的结果,在这么多年不厌其烦的追问中,官员们自愿不自愿地在理念上接受了这一制度。更重要的在于网络反腐的倒逼,一个个官员因为媒体的曝光而落马,他们的手表、香烟、房子、领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表叔”和“房叔”们的落马,更把官员的家庭财产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的官员中,到底有多少“表叔”“房叔”这样的贪官?不少人带着质疑的目光看着台上那些高谈阔论做指示做报告的官员们。这时候,财产公开制度,对官员实际上是一种正向作用,当政府和官员在公众心中的信用遭遇危机的时候,正是用阳光制度来救赎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在高层的带动下,财产公开的阻力也越来越小。昔日在财产公开上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让小官先公开,让科级处级先公开,当然难以深入推进。然而,老大难问题,老大带头就不难了,高层一系列公开透明的行动向官员们发出了要从严治吏的信号,从“八项规定”到严治吃喝,再到公开家庭信息,这些都表明了高层坚定强硬的反腐决心。高层带头了,自上而下地推进,官员们就失去了阻挠的借口,除了双手欢迎外,别无选择。
官员开始支持财产公开,另一重推动力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制度对他们其实是保护。给了官员权力,却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这其实是害官员,将他们置于种种靠自身的道德无法抵制的诱惑之中,美女、金钱,每一样都那么无法抵制。财产公开是一个制度的笼子,把他们的权力关起来了,也就避免他们日后被关进真正的深牢大狱。目睹了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地被双规被查处之后,官员们不得不理性起来。
乐见官员财产公开告别“官冷民热”,但愿这种热是真热,而不是虚热；而且不只是嘴上的热,且能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